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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筹建中国学院始末
作者：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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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于圣地尼克坦
1934年9月，在泰戈尔的具体指导下，谭云山制定了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的计划。他请国际大学同仁一同商定，准备要带回中国去给中印学会的领导人看，还会报请中国最高当局，争取筹足经费，回印度破土动工。
计划非常具体，共分4个部分：第一，建造中国学院，包括1个大厅，1间阅览室，1间厨房和12间客房，总共需费3万卢比印币，或3．3万法币；第二，中国学院将设立基金，数目是12万卢比(合13．2万法币)供聘用两位教授(一位为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另一位为中国佛教讲座教授)之用(月薪250卢比)；第三，中国学院将设立奖学金，分甲、乙两级。甲级奖学金每月100卢比，乙级奖学金每月50卢比，每级共4名。设立8名奖学金的基金将需14．44万卢比(合15．8万法币)。第四，中国学院将设图书馆，书籍将由各方捐赠。
泰戈尔看了表示同意，并在这项计划上写了批语：“我欣然做东道主，让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当做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中国朋友们会衷心欢迎中印学会，并给予我的友人谭云山教授以慷慨的援助，俾使这个计划实现，为中印两国紧密的文化交流创造一个永恒的机构。”
1934年10月，谭云山离开圣地尼克坦回到上海和南京，写信给泰戈尔报告。泰戈尔于12月8日回信说：“我高兴地知道你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将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你与中印学会有关的工作。我并且真挚地希望中国学院的计划不久将会实现。”
谭云山回忆说：“我带着上述计划于1934年10月回国去筹集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所必需的款项和书籍。我在中国花了一年多工夫才完成这一使命。虽然我没能使整个计划实现，但得到了充足的经费开始兴建。我募到的钱足够完成中国学院的建筑，并购置家具。我所募到的捐书更超过原来的估计。中印学会在中国买到10万卷中文书，其他朋友和出版社又赠送了大约5万卷。”
1935年8月4日，泰戈尔写信给谭云山说：“中印学会已经寄给我作为建筑中国学院费用的三万一千七百十二卢比七安那半的支票。我已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支票收到，并表达了我的感激。可是，我不能忘记你，因为我知道，这件大事只有你那不知疲劳的活动才能办到。我们何时能把你盼到圣地尼克坦来呢?”信发出14天后，泰戈尔又于8月18日写信给谭云山，催促谭云山回圣地尼克坦共商建立中国学院的细节。
1936年，泰戈尔收到了中印学会第一任会长蔡元培的用英文写的回信。信中说，由于他长期生病而不住在上海，所以直到1936年初才见到谭云山，接到泰戈尔一年前写给他的信。蔡元培说：“印度曾经一度对中国文化造成分外浩大的影响，尽管两国之间在最近几世纪中文化的交往不如从前亲密，我国珍重文化传统的人都最渴望恢复那亲密来往，因而可以学习贵国的古老文化如何适应到现时代来。”他还说，“承你盛情让圣地尼克坦的贵大学作为中印学会的总部，使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我对谭云山教授为建立中国学院而筹集基金的富有勇气的努力将尽我所能尽的微薄力量。”
也就在1936年，谭云山带着筹募的款项和书籍，与学生魏凤江回到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派汽车接住在招待所的谭云山和魏凤江去他家晚餐。共餐的气氛温馨而融洽，泰戈尔非常兴奋，很高兴地表示，应该立即着手兴建中国学院的工作。泰戈尔说：“国际大学已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区建立‘中国学院大厦’，大厦的构造还劳你们师生设计，务使它在最短期间能够完成。”
泰戈尔致词祝贺
1937年春，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校园内落成，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门楣上的题字“中国学院”出自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之手。中国学院建成以后，最高兴的人就是泰戈尔。这是他一生的重大理想之一，由于谭云山和无数中、印友人及工作者的努力，使他在76岁时享受到理想实现的果实。
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有“开张大吉”传统习俗，如同中国学院成立这样的大事，必须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泰戈尔亲自主持开幕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泰戈尔想的是隆重而庄严，应该邀请一位印度著名人士来揭幕。他首先想到了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圣雄甘地。可是联系时得知，甘地到其他地方的日程已定，不可更改，他便改请另一位著名人物尼赫鲁前来。泰戈尔仍给甘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圣雄：
我从玛哈德瓦Mahaderd(甘地的秘书)写给钱达的信上知道，您另外行会议安诽不能来圣地尼克坦参加中国学院开幕式，这使我很失望。我只好请尼赫鲁帮忙。他接受了我的邀请，这我很感激。我认为，我的中国朋友和我们自己，都很希望您能为这一喜庆寄一封祝贺信来，表明你愿赏光，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印学会。如果您不反对这样做，请将贺信在本月十二日前寄给我。开幕式将在十四日举行
向您致以爱慕
泰戈尔
1937年4月5日
泰戈尔和甘地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人生道路也不一样，但彼此欣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信虽然措词客气，却委婉地表示了他的意愿，请甘地重视中国学院开幕这件事，也请甘地对中国学院有所表示。甘地很快回信给泰戈尔，可以当成一封祝贺信件：
如果我不是要在当天去贝高姆Belgaum，我一定会去看开幕式同时也探望您与圣地尼克坦的。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您那儿了。尽管这样，我在精神上会同你们一起庆祝开幕。祝愿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两国当今来往的象征。
送给圣雄甘地的邀请函，是从谭云山办公室发出去的。谭云山除了代泰戈尔寄出了给甘地的信外，自己也写了一封邀请信给圣雄甘地。甘地回信给泰戈尔的同时，也亲笔给谭云山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感谢您的来信。我已经写信给师尊泰戈尔表达了我完全不可能参加开幕式典礼。诚然，我们希望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您作了有价值的努力，祝您成功!
甘地
1937年4月9日
泰戈尔写信给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对方到圣地尼克坦主持中国学院开幕式，以他的德高望重的身份，明显地用了吩咐的口气，而不是请求。他在信中说：
这庞大的图书馆以及五万卢比的基金，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印度人民的礼物。如果我们看不到它的意义那就太可惜了。这一捐助的机构——中印学会——是由中国社会领袖们组成……这就使我们有义务必须用恰当的友谊和合作的精神来迎接这份礼物。而中国学院的的开幕仪式，应该隆重到使我们的中国朋友觉得我们是不会辜负这份瑰丽礼物的人。我认为您是主持这开幕仪式最恰当的人。您一定要来!
泰戈尔的意愿，尼赫鲁乐于应承。他接到泰戈尔的信时，身体有点不适，但泰戈尔的吩咐分量如此之重，他不敢怠慢，认为如此大事，即使有点小病也该去，就满口答应了。泰戈尔发出的许多邀请信中都宣布尼赫鲁会来为中国学院开幕。不料，到了开幕式前一天，尼赫鲁突然发高烧，不能出远路了。他赶忙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