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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筹建中国学院始末
作者：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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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在他的故乡圣地尼克坦(亦称作和平乡)，建文了一所实践他教育理念的印度国际大学。于是，这个小小的乡村成为闻名遐迩的“世界之乡”。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有一个唯一的外国学术机构，那就是中国学院，是在中国官方与民间热心人士支持下建成的。泰戈尔为什么要筹建中国学院?其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周折与艰辛?
泰戈尔的恳切倡议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给亚洲带来了空前的自豪，中国文化界也开始关注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1924年3月，应粱启超领导的讲学社之邀，泰戈尔一行来到中国访问。泰翁对中国向往已久，他访华的首要目的，就是恢复中国和印度之间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在中国朋友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上，他充满感情地说：“朋友们，我来向你们要求重辟交往的通路。这条路我相信还是存在的，虽然被荒草和荆棘湮没了，但还是有迹可寻的……希望你们不可把我当做一个登门造访的来客，应该把我当做一个久别归来的兄弟。”
泰戈尔不忘介绍他所创建的国际大学，希望有中国学子去学习与交流。他说，中印文化合作开始在数千年前，而这种亲密关系，由于外来的干扰，中断已经很久。目前我们都己觉醒，不甘长自消沉，让我们迅速恢复这种关系，从而产生新的力量，为各国作出示范。“继往开来的事业，请从我的大学开始吧。”
泰戈尔访华之时，就曾和中国友人有过共识，将由国际大学的印度学者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传播梵文并开展印度研究，由梁启超带领其他中国学者到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教中文并开展中国研究。印度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比尔拉承诺，将捐献两万卢比(那时等于两万银元)在国际大学建造宿舍，供中国访问学者住宿。
可惜的是，这些计划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泰戈尔表示深深失望，他多次对专程来到和平乡的中国学者谭云山谈及此事，希望他能在这方面想些办法。当时，谭云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教师，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只不过愿意为泰戈尔效劳而已。他与沙斯特里和克提摩亭沈两位印度教授，商谈如何落实泰戈尔的想法，设法开展中印学术交流。他们商量好的计划，向泰戈尔作了汇报，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这所谓小处共有4点：第一，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一个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印度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1931年，谭云山受泰戈尔委托回到中国。他找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寻求支持。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有人缘和威望。谭云山向蔡元培转达泰戈尔的愿望，请他出面，成立中印学会，支持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加强中印文化交流。蔡元培对泰戈尔非常敬重，他拍板定案，同意由他出面，与知名人士组成中印学会，他也同意担任会长，当时叫理事长。谭云山担任秘书，负实际事务责任。
就这样，蔡元培成为中印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提请政府资助泰戈尔办中国学院。不久，国民政府认为捐款给印度的事项，事关中印之间的官方关系，中印学会领导人应是政治要员，于是，领导人就更替为在政府中任要职的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谭云山则担任理事，被中印学会指定为该会在印度的全权代表。
至此，中印学会明显带有了中国官方背景，是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同意的。蒋介石也曾表态，对泰戈尔宣传中国文化的思想，表示敬意。掌握中印学会领导权的人士既是政府要员，也就从促进中印之间关系的角度，考虑如何向国际大学捐赠，以建立起长期的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学会决定，派谭云山去印度帮助泰戈尔和他手下的负责人进行规划，提出建立中国学院的具体方案，由中国政府协助实施。
泰戈尔亲自“化缘”
1934年春，谭云山回到印度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这次陪他来印的，还有两位同伴，他们是中国教师陈友生与谭云山的学生魏凤江。谭云山拜访泰戈尔，详谈了他在中国争取支持的情况，说明中国要员对此事的态度。听说中印学会已开始运作，为推动中国学院的筹建奠定了基础，泰戈尔非常高兴。开诚布公的谈话以后，泰戈尔知道，他可以向中印学会的中国朋友去信，对如何建立中国学院提出具体建议。
泰戈尔于1934年4月18日写信给戴季陶：
亲爱的戴季陶先生：
我高兴地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谭云山教授和他的同伴陈友生教授，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你的问候。我同时应该感谢你托谭云山教授捎来由你赠送给我的你自己的著作。
我非常愉快地在你身上看到增进我们两国文化交往的伟大事业中的同志。两国在过去曾经很接近，今天，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自己从数世纪的相互冷淡中拯救出来，并且以我们最好的东西相互奉献给彼此的将来。我真心赞成建立中印学会的计划，并且乐意献出我们的圣地尼克坦作为它活动的中心。
一个扎实的开端就是兴建一座大厦，叫做“中国大厦”，专供贵国的学生和学者住宿，以便和我们合作致力于文化复兴。需要的费用，包括大厦的维持费，大约为三万卢比。当然，如果计划考虑到中印学会的运作，包括奖学金和教授们的薪俸以及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其费用就会不少于三万五千英镑。这具体的预算都是本校办公室去年寄去给谭云山教授的。不过，当做一个谨慎的开始，开始得越早越好。应该先把大厦建起，这样今后的更宏伟的事业就会有一可靠的基础。请接受我对你和贵国人民的问候。
也许，这可以理解成泰戈尔的“化缘”信，但他的出发点是崇高的，因而任何人都感到他没有任何私心。以泰戈尔当时的声望，他绝不会轻易开口，尤其是提出有关金钱方面的要求，因为他自己已经把他名下的全部财产与全部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际大学。他自己就是一个人类良心的化身。
据了解泰戈尔的人说，泰戈尔除了对他所生长的祖国印度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表示过像他对中国一样热情洋溢的友谊。虽然泰戈尔和千千万万的国际友人有往来，也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表示过像对中印学会的中国会员们所表示的那样，有这样强烈的相互合作、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愿望。
泰戈尔的第二封信，日期为1934年4月23日。泰戈尔请谭云山传送国内，希望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转达给他所深爱的中国人民。我的中国朋友们：
我们，当你们中国的古德巡礼到我们印度，与我们印度的古德巡礼到你们中国时，所获得的真理与正谊，一直到如今，并未遗失。
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巡礼!那在历史中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历史时代!今日吾人之责任，应追随那条古先伟大的巡礼的道路，以恢复那个伟大的巡礼的高尚英武的精神；那条道路，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道路而已，却是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那条道路是越过了许多种族的差异与不同语言、习俗等种种艰险阻障而建筑起来的；由那条伟大的道路直达精神的乐园，在那乐园里，全人类被仁爱与合作的纽带连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