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接受“再教育”的日子
作者：何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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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深冬，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段几乎影响涉及到中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有子女家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我听到这个必然要用锣鼓口号上街游行以示拥护的“最高指示”时，天津晚间的气温已经很低，海河变成了一条冰带。大凡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对“最高指示”的庆祝是不能过夜的。过夜就是不忠，不忠则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当”可怕呀。
天虽冷，但游行的人却满头大汗。有的当场还写了血书，以示坚决去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红心。其时，欢庆中几乎所有人都顾不上细想，“再教育”这句话里可能还含有另一种“解读”，而这种“解读”就催生了知青下乡初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作为从天津市第一批到长城以北青龙县插队的知青，我愿将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写出，以告世人。
那段最高指示中最让人激动并产生联想的话，应该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要说对青少年，就是对成年人，也极富巨大的诱惑力和感召力。尽管我因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红卫兵，心中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多有恐惧而缺少激情，但听了街道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广播，还是不由自主也产生了些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脑袋里的画面于是也就有了，模样基本上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朝阳沟》，甚至还有《蚕花姑娘》（女主角很好看）等等。至于接受“再教育”那个“再”字意味着什么，根本就未曾去想。日后才发现那个“再”字很可怕，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于一个很低的层次，从而去接受又一次无情的“教育”。用当时贫下中农中某些人的理解，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不希罕要他们，因此只能下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这类话在我初到乡下时常听到。
１９６９年初，我们“老三届”大部分（有少数六八年去了内蒙古农村和黑龙江兵团）还呆在学校里。我是天津第三十四中的学生。三十四中的校舍是原军阀曹锟的公馆，由一片庞大华丽的西洋式楼群庭院组成。在一间宽大的教室里，一位叫林海青的当地干部向我们介绍了青龙县。他口才好，很善讲，甚至有些娓娓道来的意思，让少年学子听得鸦雀无声。他又很狡黠，他摸透了城里学生和家长的心理，避开了环境艰苦，选择了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花果遍野”，这景色使人顿时就像听到了郭兰英的歌声：人说山西好风光，水肥地美五谷香。可能是有同学想到“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便举手问：青龙是纯山区还是丘陵？
林海青是长脸，立刻严肃得像马面：是丘陵。
没有星点含糊。我们好几百学生都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地理课讲得明白，丘陵属半山区，条件要比纯山区好得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过老山界》，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陆定一的文章，都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山里的生活起码是不方便的。林看去是那么诚实，他的长脸平平的，或许青龙的地也是平平的吧。
用青龙当地人的话讲，那叫“听得真真亮亮，没有半点差头”。但那天林海青却是“真真亮亮”地把我们骗了一次，而且差头大得无边无际。不过，他骗得又毫无意义。因为他即使把青龙说成是青藏高原，我们该去也是得去的。对于最高指示的落实，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样，绝对是完全彻底不打折扣的。
没有任何条件，全窝端，无条件。这就是政策。凡是家中有学生不愿下乡走的，马上就会有—大群人上门来做“思想工作”（其中一项是不断地念语录），不达目的，就不走。这种战术非常之厉害，基本上是百战百胜攻无不克。当然，极个别的也有。我家楼下有一和我同龄男孩，他始终坚持住了没走。他的胜利在于他有个久经考验的母亲。他母亲年轻时漂亮，会唱戏，见过世面，解放后自己带着儿女过，很不容易。她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死过去就死过去。她还有法宝是她还有个大傻儿子。当做工作的人说啥不走，她最后的杀手锏是当众给傻儿子解大小便。这首先使未婚女红卫兵涨红脸逃去，然后再把余下的人熏走。于是她保住了小儿子的户口。
我们都佩服她。但我的父母没有那两下子。未等人家兵马露面，我已经一头扎到乡下去了大山中的青龙县。接着前面那个“丘陵”的话题说，当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被解放牌大卡车拉到一个地方放下，转天早上发现已掉到铁筒般的大山里。有人忿怒问林海青：这是丘陵？
对，这就是丘陵。
林身后的山壁立直立陡刀削—般。然而他不屑—顾地用鼻子—哼说，不是丘陵还能是什么，我说是丘陵，它就是丘陵。说罢扬长而去。数年后，我在县里写材料，曾到广播站去帮忙，林海青是那的编辑，我们相处得不错，在—起喝酒还同住一屋，我发现他原来还真是个厚道人。闲聊中他道出实情：当初去天津招知青，谁都不愿去。他之所以去，是县革委下的命令，如果不去就立刻打发回老家。至于为何对我们那样—种态度，他说完全是由于对知青不了解，而且如果不是中央后来下发了２６号文件，那种态度恐怕到这时也不好转变。对此，我深然之。
在这里，请记住当年有—个红头文件，是２６号。是这个文件把知青实实在在拯救了—把。假如没有这个文件，知青的境遇会越来越糟。可以想到的是：将有许多男知青会因为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而被批斗，被劳动改造。而更多的女知青会被村里的光棍汉弄到手成了他们的媳妇，然后养一堆孩子。在此声明，虽然我是写小说的，但在这里绝不进行“创作”，这里写的全是真事。我们—个村有１０个知青，６男４女，到乡下不过几个月，这两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就都出现了，只不过后者差了—点点。
容我慢慢讲来。那—日林海青头也不回地走了，坐班车去县里交差，就把我们扔在距县城９０里的—个叫大巫岚的公社。说来惭愧，记得六八年天津知青下乡之初，火车站还有欢送的场面，领导讲话，学生表红心。但到了六九年，走的人太多了，这等场面就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洒泪告别，尤其是女生，个个哭得泪人一般，全然不见了豪情壮志。车起动那一刻，车上车下哭成—片，真是惨不忍睹。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缘于六八年下乡知青过年回家探亲，传递过来的消息跟当初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艰苦不说，主要是在乡下的无助，甚至无情。因为当地人更多的是把这些学生是看成犯了错误后而被下放的，于是，一股恐惧感蔓延开来，而城里动员下乡的手段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粗暴，分明是在撵，与六六年夏遣返地富资本家很相似。具体到我走时的场面，如果让我再形容一下，很有点像杜甫的诗《兵车行》中的描写：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绝不是有意夸张，比如我们６个男生是同班同学，其中独生子３人，走后家中只剩下老母—人的有２人，家中同时有两个知青的有２人。想想吧，当时根本想不到日后还会有选调、病退、返城的机会（连这些词都是后来才产生的），都认定此—去孩子就彻底当了农民。而且关山阻隔相见无期，当家长的又怎能不痛断肝肠放声大哭呢？想想从此家中老人孤单无助，买个粮买个煤又能靠谁，车上的学生又如何能忍住眼泪！我母亲４３岁生我，我和我五姐（我上面有５个姐姐）几乎同时离津，她技校毕业分到江西大山里的兵工厂，我去了塞北。很难想象，我母亲是如何熬过来的……
正月山里的天气很冷很冷，冻得嘎巴嘎巴的。我们随着拉行李的大车沿着河套又往回走了近１０里路，来到了一个叫和平庄的村子。和平庄有５个生产队，５００多口人，在当地就算是个大村了。进村时，许多社员围观，可以说能动的人都出来了。但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红旗和掌声。在大队部里，我亲眼看到大队干部是怎样安排我们的。按本意，我们很希望大家在一起生活。可大队革委会主任丝毫也没理会我们的要求，他对５个生产队长说：一队俩，要男要女自己报。结果不过一分钟，就扒拉出５对，随后我和另一个男生就分到第五生产队。那是一个最穷的队。行李搬到房东家，头一顿饭有一个老娘子给做的，她是生产队长的妈，做这顿饭给记半天工分，米汤泔水全归她。转天就自己做了。可想而知，两个半大小子，往下的日子会过成什么熊样。有这么一个细节很值得思考：当时和平庄并不是一个非常穷的村子，村里有三分之一已是瓦房。能腾出一间屋（对面屋）的人家亦不少。可是，我们６个男生，竟然有两户４人没有房东。简言之，即对面屋或是生产队仓库，或是无窗无门的破房，而住人的这间屋是现收拾出来的。我有房东，但那家显然条件较差，屋里不过收拾出半铺炕，炕头和地下堆着农具和杂物。我睡下的晚上，一阵阵呼噜声在窗根下响起，天亮才发现窗下就是猪圈，天热了满屋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