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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办民兵师运动始末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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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民兵座谈会上，罗荣桓坦率地说：“现在要搞６００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也可能会像邓克明同志（按：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讲的，流于形式。”
４月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参动员部汇总全国民兵的数字是２．４亿，其中基干民兵有０．９亿。对这两个惊人数字，罗荣桓持怀疑态度。１０月，他对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明确说，这两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里面一定有浮夸”。
１９６１年１月到３月，罗荣桓又同贺龙一起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上海等５个省市了解民兵工作。１９６１年４月，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召开的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同各军区的领导人广泛交换意见，并先后召开了５次座谈会。在视察和座谈中，罗荣桓发现，民兵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全民皆兵”的含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办民兵师中出现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都是同这个问题有关的。
罗荣桓认为，全民皆兵应是一个战略口号，不是现实的行动口号；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行动口号、就必然要造成高指标、高要求，必然形成大轰大嗡、一哄而起。那种认为民兵人数“越多越好”的倾向是错误的。民兵不能搞得太多，民兵组织不落实，就是由于指导思想有问题，数量搞得过大。
有鉴于此，在１９６１年４月召开的全国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积极主张把参加民兵的年龄缩减下来，以减少民兵数量，抓好落实。
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当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５岁，女性公民压缩了１５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就减少了几千万。罗荣桓对“全民皆兵”这一战略口号的正确分析，对于纠正和克服组织发展中的高指标、高速度，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罗荣桓还对民兵工作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湖南调查时，罗荣桓言简意赅地对省军区的负责人说：“你们省军区有民兵１１００多万，枪６万多支，而现役部队只有７个连，１０００多支枪，你们的屁股是坐在１１００多万民兵一边，还是坐在７个连队一边呢？是抓６万支枪，还是抓１０００多支枪呢？”在福建视察时，贺龙也曾尖锐指出：“一个省军区有几百万民兵不去抓，眼睛总离不开那几个现役连队，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按照罗荣桓、贺龙的指示，许多省军区、军分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以主要精力做民兵工作，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为１９６２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毛泽东也发现了大办民兵师中的一些问题，并及时地给予纠正。１９６２年６月，毛泽东到中南地区视察工作。６月１９日，广州军区领导向他汇报工作。当谈到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还不够落实时，毛泽东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简称民兵工作“三落实”），敌人不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么对付，要有些办法”。在同武汉军区领导人座谈时，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内容。他说，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来。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再次强调民兵工作要抓好“三落实”。他指出：“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要讲清楚，打起仗来不要慌张，一慌张还打仗？无论是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管民兵，不能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
为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沿海７省民兵工作会议、少数民族民兵工作会议、城市民兵工作会议。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罗荣桓因病逝世，中央决定由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１９６４年８月，党中央正式任命徐向前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６０年代初作出决定，强调要把贯彻“三落实”作为今后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建设方向。
从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前，民兵建设一直以“三落实”为指导方针，上上下下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１９６２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紧急战备，特别是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围歼国民党小股武装特务的斗争，是对民兵工作的一次实际的检验。广大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充分显示了中国民兵的强大威力，同时也说明中国的民兵建设是有着深厚基础的。
１９６４年，在全军兴起大比武活动的同时，民兵的军事比武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这年６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由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组织的部队与民兵军事汇报表演。当看完了山东民兵代表的射击表演后，毛泽东非常高兴，高度评价了民兵的军事技能。
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后，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不可能经常把各村的民兵组织在一起。但是有的地方“大办民兵师”，搞成了县长兼民兵师师长、县委书记兼民兵师政委，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深思熟虑，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
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和总参分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有过谈话。徐向前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３００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
彭绍辉和总参谋部几位分管民兵工作的领导认为问题重要，讲得合情合理，应该向中央军委正式反映意见。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徐向前正式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１９６９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并反复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战时“要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
中央军委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召开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对加强民兵建设和民兵战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认真做好战时组建地方部队的准备，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１９７３年后在民兵独立营、团的基础上，全国多数县建立了民兵武装基干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