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吴大猷的爱情故事

作者:龙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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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北平,他们在北大附近的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租了房子,安顿下来,尽享天伦之乐。吴大猷感叹道:“我5岁丧父,如今已经成年,才开始奉养母亲,实在有愧啊!”
  吴大猷在北大的教学、科研都卓有成就,回家与母亲相伴也很愉悦,只是心里非常牵挂远在大西洋彼岸病中的阮冠世。他曾向母亲约略说过自己的女友,不过没敢提及她的病情。母亲很高兴,相信儿子的眼光。因此她同样盼望未来儿媳尽快回国,好给他俩早日完婚。
  
  爱情宣言
  
  吴大猷离开美国后,阮冠世在疗养院再也呆不下去了,病情稍好就毅然出院。1935年春天,她拖着病弱之躯独自起程,乘船回到北平。
  厄运总是追逐着这对恋人。阮冠世因长途旅行劳累过度,患了肋膜炎,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医院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又把她转到一所疗养院。她缠绵病床几乎一年。吴大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便是到疗养院探视病人。母亲这时才发现未来儿媳竟如此体弱多病,心中很是不安,向儿子说出自己的忧虑。
  在学校与病院之间穿梭着,吴大猷迎来了1936年。
  阮冠世稍微见好便回家休养。她兄弟姐妹众多,父母年迈,家中养病条件不是太好。吴大猷想:我可以给她更多的爱护。于是他向病榻上的阮冠世求婚,同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说女友患的是肺病,这种病不能生育,但是他俩深深相爱……
  母亲惊呆了。她二十多岁就失去丈夫,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独生子身上。如今要娶一个不能生育的儿媳,断了吴家的烟火,怎么对得起早逝的丈夫和祖先啊!她不知痛哭了多少次,这是自丧夫以来经受的最大打击。
  同事、师长也劝吴大猷,说他前程远大,要慎重对待婚姻问题。然而他却说:“我爱阮冠世不是一朝一夕了。我所憧憬的未来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未来。我的生活里如果没有她,再大的功名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我要好好照顾她,而结婚是我今生能够照顾她的唯一方式。”
  这是吴大猷的爱情宣言。大家听了这番掷地有声的话都深受感动,连持反对态度的母亲也不得不让步了。
  经过将近8年的苦恋,他和阮冠世终于在1936年9月6日,由北大校长蒋梦麟证婚,结为伉俪。吴大猷以自己的赤诚与忠贞赢得了幸福。
  
  战争粉碎了幸福生活
  
  吴大猷在法宪胡同租房,购置一套新家具,营造了一个属于他和心爱人的温馨天地。而且身边还有亲爱的母亲,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他讲授古典力学、量子力学和理论物理等课程,并从事研究工作,有十四五篇论文在国内外发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平静美满的生活突然被罪恶的战争粉碎了!
  新婚之初,阮冠世仍发低烧,经常卧床,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下地。吴大猷的紧张心情松弛了下来。暑假一到,他就同饶毓泰等几位教授约好去游西山。
  那天清晨,他听到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以为是打靶演习。他们玩得很尽兴。因妻子经常卧病,吴大猷极少外出,所以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郊游。在返城的路上,他们见到一排排军队,仍未觉察有什么异常,回家后才知道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过了两天,有朋友来告诉他北平形势紧张,劝他们一家躲避一下。吴大猷本没打算走,可是又想正值暑假,天津有二姑妈家,不妨去住几天。当时母亲正在中山公园散步,他把母亲找了回来。匆忙收拾一下东西,把房子托付给邻人照看,三个人带了些随身衣物,便赶往火车站了。
  9月,吴大猷在天津接到通知:政府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集中到湖南长沙。他上路了,母亲和阮冠世经二姑妈、二姑父一再劝说留在二姑妈家。吴大猷因结婚花掉一些钱,手头没什么了,临走时向二姑妈的一位极疼爱他的老保姆借了几百元作为路费。
  吴大猷乘坐一艘小轮船,与他同舱的有饶毓泰夫妇和清华教授朱自清。船颠簸得很厉害,几乎所有人都吐了。唯独朱自清还能在船上喝鱼肝油,让人又惊奇又羡慕。
  他们本来买的是到香港的船票,但因晕船,到青岛便下了船。到达青岛不久,只见又有一艘来自天津的船进港,吴大猷从下船的旅客中竟然发现了阮冠世,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自他走后,阮冠世不听家人劝阻,执意上路寻夫。也许是她的忠贞感动了上苍,在茫茫人海中奇迹般相遇,两人不禁喜极而泣……
  吴大猷夫妇和同伴们几经周折,吃尽苦头,终于抵达长沙。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这时长沙常有敌机袭击,空袭警报已成家常便饭。恰好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四川大学设有讲座教授。饶毓泰和其他同事劝吴大猷接受川大的讲座工作,因阮冠世身体不好,到成都会安全一些。于是吴大猷夫妇又继续奔波。11月乘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飞机到成都。没想飞机飞行到秦岭上空时,因机翼结冰,不能升高。而这里崇山峻岭,随时都会发生危险。飞机不得不返回汉口,第二天再起飞,真是险象环生啊!
  平安飞抵成都时,吴大猷夫妇松了口气。但因买船票和机票,已身无分文。幸好成都有位老同学杨照,就是当年吴、阮恋爱之初几个傻乎乎“陪”着他们玩的女同学之一。杨照的丈夫熊大仕也曾在南开任教。他乡遇故人,分外亲热。不过国难当头,又令他们感慨万千。吴大猷和妻子只好寄人篱下,直至他到川大上班后才有钱租房。
  
  岗头村的艰险岁月
  
  吴大猷身在成都却关注着临时大学的情况。因敌机不断轰炸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初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
  阮冠世的肺病不适应成都潮湿、阴雨的气候,4月间曾大量咯血。而昆明四季如春,所以吴大猷毅然决定投奔西南联大,回到熟悉的师友当中去。
  饶毓泰因在长沙时常遭敌机骚扰,便将妻子送回上海。不料妻子回家不久就罹患伤寒病猝逝了。国难家愁使得饶先生心情很坏,弟子们便陪着老师消愁解闷。吴大猷请他每天在自己家吃晚饭,然后陪他打牌。饶先生输了没什么,赢了便高兴得像个小孩。吴大猷不喜欢玩牌,三缺一时才上场,一有人来便退下。他只为讨老师开心而已,因为老师除了读书,打牌就是他唯一的娱乐了。
  北大为纪念40周年校庆,请教师们提供论著。吴大猷撰写了英文专著《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这本书是献给爱妻阮冠世的。在序言中,他对导师饶毓泰的关怀与提携表示了最诚挚的感激。著作出版后得到好评,并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奖金3000元。这本书成了该领域当时唯一的专著,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作为全世界各研究院的标准手册。
  战争初期,西南联大教师们还能苦中作乐。在紧张工作之余,吴大猷家每周末设两桌桥牌牌战。从1940年秋天起,昆明的空袭警报开始频繁。西南联大位于昆明西门外,北大在距城郊五六公里的岗头村盖了两排简易房,泥墙、泥地、纸窗,每间13多平方米,供教职工紧急疏散时使用。敌机轰炸次数增多,吴大猷夫妇和同事们干脆住到岗头村。这样每天到校上课往返步行需两个小时,很是辛苦,鞋袜消耗极快,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教授们裤子的膝盖处几乎都打着补丁,可是大家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
  一天下午,吴大猷上完课遇到空袭警报。待警报解除,他正准备回城里的家睡一宿。路上遇到两位同事慌慌张张地跑来,吴大猷才知道自己家中了4枚小炸弹!他觉得好后怕啊,如果不是迁到岗头村,他和妻子可能就一命呜呼了。他赶紧回家,见所有东西都埋在瓦砾下面。两口缸虽然完好无缺,但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储存的面粉全都掺进了碎玻璃和泥土,扔掉它怪可惜的,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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