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吴大猷的爱情故事

作者:龙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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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惊险的是1943年春季的一天,吴大猷从岗头村搭一辆马车去上课。下坡时,马忽然惊了。吴大猷的头撞到车上,摔了下来,昏倒在路边。不知过了多久才苏醒,勉强走回家,一进门又昏迷过去。幸好邻居有位医生,经检查诊断为脑震荡。他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
  
  死神擦肩而过
  
  吴大猷受伤苦坏了阮冠世。她本是个病人,见丈夫终日昏昏沉沉,既害怕,又担忧,而且劳累不堪。吴大猷稍好,她便倒下了。而她这次病得可不轻,差一点就被死神夺走。
  她躺在床上浑身出虚汗,脉搏微弱,心慌。医生没任何办法,只能给她注射葡萄糖和盐水。她已无法坐起来,光靠用玻璃管吸吮牛奶和橘汁来维持生命。吴大猷一刻不停为她擦汗,喂水,换衣裳,把湿衣服烘干……
  梅贻琦校长和总务长郑天挺来看望。见病人如此虚弱,他俩脸色严峻,3个人相对无语。临走时梅校长对吴大猷说:“如有什么需要,可用我的小汽车。”
  第二天北大办事处派来一名职工,看来是准备帮吴大猷料理后事的。然而阮冠世没有抛下吴大猷,她还活着。
  见病人那么衰弱,吴大猷不敢移动她,又担心付不起住院费,一直没送她入医院。这种情况持续到冬天,吴大猷已身心交瘁。后经医生劝告,又在朋友帮助下借到一笔钱,才将她送进医院。吴大猷随着入院护理。
  病人曾一度昏迷,吴大猷就伏在床边轻轻呼唤。过了几个月阮冠世才逐渐脱离危险。出院时,他俩已囊空如洗。
  阮冠世出院后仍需卧床休养。吴大猷既要上课、搞科研,还要护理病人,干家务活儿,比别的教授辛苦得多。他每天上课带着菜篮,先把篮子放在教室的角落,下课后提着篮子去菜市场。买不到牛肉时,就捡些剔下肉的牛骨头回家熬汤……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到两条小鲫鱼,他很高兴。拿回家放在院里,走开没一会儿,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一只乌鸦把一条鱼叼上了天空。鱼虽不大,但很难买到,让他着实心疼了好一阵。
  家务活儿中吴大猷最怵生炉子。生炉的道理,他讲得头头是道,但一实践就失败,只得将没有烧的煤炭放到邻居家的炉上煨红,再拿回来放入自己的炉子里。即使这种处境,他仍是西南联大教授中的佼佼者。
  
  喂猪、摆地摊,遇奇才
  
  到了1944年,日军自顾不暇,没再到昆明肆虐,空袭警报停止,生活恢复了平静。可是由于战争过长,消耗太大,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每人每月只供给4斗糙米,米里还掺有大量的沙子和糠壳,简直难以下咽。
  在最窘困时,吴大猷养了两只小猪,打算养到年底卖掉换些钱。他每天都要为喂猪操劳一番。后来因在医院照料病妻,便委托他的研究生黄昆帮助看家。那时一头猪已死掉,另一头长得很大,黄昆每天将它赶进小猪舍都非常困难。黄昆把这一情况写信报告给老师。吴大猷此刻已无心顾及猪的事,便回信让黄昆到村里把猪卖掉算了。
  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教授的月薪在抗战初期还能维持3个星期,到了此时只够半个月了。许多教授夫人都要为家分忧,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还有做食品的。例如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就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梅夫人还在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家中一些不十分需用的衣物拿出来卖,以贴补家用。
  抗战胜利前夕,西南联大教职员都为返回北方筹措路费。不仅梅夫人摆地摊,其他人也干起这种买卖来。吴大猷说自己在这方面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他在校门外摆地摊,卖掉妻子的一件短皮襖,还把托人从香港带来的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也卖了。总之,把能卖的东西都卖光。
  1945年春天,忽然有个19岁的学生千里迢迢,慕名前来投奔吴大猷。学生名叫李政道,原在浙江大学读一年级,是吴大猷的朋友介绍他来的。当时正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吴大猷便同几位教师商量,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参加期末考试,若及格,暑假后就可正式转学入二年级。其他教师也都同意了。
  李政道各门功课学得很轻松。每天课后都来找老师,要求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令人震惊。吴大猷无论给他多深的书和多难的习题,他也能很快地读完,做完,然后再来索要更多的书和题。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看,不难发现,这个表面平常的孩子,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于常人,这是一个天才!在那样的环境里,吴大猷发现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自然十分欣慰。无奈自己当时处境不好,除了上课、搞科研,便是服侍病人,还要盘算柴米油盐问题,以及每天摆脱不了的买菜、做饭、生炉、洗衣等劳作。他疲惫不堪,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这名高才生准备更多的参考书和习题。所幸李政道天赋极高,几乎不需要老师讲解。
  抗战胜利的那年冬天,经吴大猷推荐,破格选派李政道赴美深造。过了不到12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个学生不约而同给恩师写信,李政道对吴先生为自己破格培养、创造机遇的恩德表示永志不忘。吴大猷为学生的成就兴高采烈,至于自己,他很谦逊:“其实我们不过是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巧遇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健全的神经
  
  日本投降,吴大猷夫妇连忙同北平、天津的家人通信——抗战期间平、津沦陷,无法通邮,他们已整整8年和亲人失去了联系。很快就收到阮冠世家人的回信,说全家平安,他们松了口气。天津久久没有消息,吴大猷很着急。
  二姑父终于来信。读到这封信,他的心就像被蛇咬了一样。信中说,大猷母亲在日本投降前夕,也就是1945年的春节,到离家不远的一位乡亲家拜年。恰巧一架日本飞机失事,坠落在那家的房顶上,母亲和乡亲同时罹难……读到这里,吴大猷几乎要晕过去了。再往下读,还有不幸的消息:二姑妈因患肺癌,故去数年,二姑父如今已续弦……
  两个噩耗同时袭来,吴大猷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颠沛流离这么多年,胜利了,本以为可以同亲人团聚,没想到罪恶的战争竟如此无情地夺去了母亲的生命!母亲遇难,二姑妈病故,对吴大猷打击很大。不过他是个神经特别健全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灾难,都有一个“逃避”的办法,那就是埋头做学问,借以解脱。服侍病重的妻子时,他是这样;得知母亲、二姑妈亡故的消息时,也是如此。吴大猷说,倘若不是采用这种方法,他的精神早就崩溃了。的确,唯有这样,他才能培养出那么多科学精英,他才会有那么多著作问世。
  离开昆明返回北平时,吴大猷夫妇的全部家当仅是两只装不满的手提箱。尽管物质上一贫如洗,他的精神却极其富有。在艰苦环境里,他不仅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科研硕果累累:出版了一部专著——这本书直到70年代还在世界各国流传使用并获好评;另外有论文17篇和译著一部。这就是抗战期间,在物质条件难以想像的恶劣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奇迹。
  1946年春,吴大猷夫妇回到北平,到法宪胡同寻找故居。那个当年温馨、幸福的家已面目全非,主人早将房子卖给了日伪人员。吴大猷的家具什物有些堆在亲戚家,大部分已不知去向。
  经过多少艰辛坎坷,历尽多少死里逃生的劫难,终于又返回魂牽梦萦的家园。虽然自己的小家荡然无存,但他们仍为回到北平而激动。
  吴大猷夫妇到天津,看望了二姑父和续娶的二姑妈,还有表弟妹们。大家相见,提起那些动荡的日子,想起故去的亲人们,不免又生出一番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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