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曲阜二师《子见南子》案始末

作者：孔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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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１６日《济南党报》更强调“山东自古以来，即为封建势力之大本营，而曲阜孔氏复为封建思想发出之中心”，“二师学生处此艰苦环境而犹能孤军奋斗，与反动势力相抗衡，吾人表示无限之同情。”该报还揭露目前国内“灾民待哺如故也，苛捐杂税如故也，即仅就教育一端而言全国失学青年无虑千万，未曾闻教育当局有何具体方针加以救济”，反倒“徒以压迫学生、禁止思想、拥护封建势力为唯一行政方针”，以致“不但令青年齿冷，即所谓训政建设亦将徒托空言”。
　　７月１８日，《金刚经》发表《衍圣公府陪要人大嚼，青皮讼棍为祖宗争光》一文，揭露封建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密谋迫害进步师生的丑恶内幕。指出：“原告二十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不足以代表孔氏”，不过是一些“青皮讼棍之流”。
　　另外，曲阜县各机关、团体均发宣言、呈文，联合驳斥孔传堉等，支持二师师生。
　　
　　结局
　　
　　面对二师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下毒手。何思源对“子案”也拖着不办，多应付。于是，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迫于压力，８月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一二○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实则撤职。训令一下，群情激愤。全校师生拥向街头，游行示威，并公推学生会会长刘子衡、学术部部长王宗佩为代表，赴济南挽留，未果。
　　９月９日，刘子衡、王宗佩两位学生被开除。他们离校时，满怀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在学校“考棚街”头，用特大字体刷上了“新文化街”四个大字（此街名沿用至今）。当晚，同学们为他俩送行，路上又贴了许多标语。
　　孔府封建势力对“子案”的处理犹嫌不足，于是唆使走狗爪牙、恶棍流氓不断围攻、谩骂二师进步学生，蓄意挑起事端。尤其对仇森林、陈箴泗等演员同学，造谣中伤，围攻迫害。不久，陈箴泗就被逼辍学离校。
　　面对封建势力的挑衅，二师学生继续进行斗争。９月、１０月间，他们又多次上街游行。尤其是“双十节”提灯会上，他们高呼口号，冲垮了孔府势力的队伍，还冲入孔府大门。此后，“子案”的轩然大波逐渐平息。
　　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子案”事态的发展，极为同情二师进步师生的斗争。他将全案过程中１１篇公私文字收集起来，加上《结语》，于当年８月２１日在《语丝》上发表，作为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生动材料。正如鲁迅在《结语》中指出的：国民党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理，表面是“息事宁人”之举，其实还是校长“撤差”，学生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此外，林语堂也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的话》，对宋校长被撤深致惋惜和歉意。
　　
　　性质
　　
　　《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主力军，以孔府封建势力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
　　在这期间，二师校内受到严重破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其组织领导力量，因而未能直接领导这场斗争。但当时在校的几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积极投入了斗争，并且成为骨干。如共产党员马宗俊，与学生会干部刘子衡、王宗佩关系十分密切，有事共同谋划，起了重要作用。
　　这场斗争，矛头始终主要指向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诚如当年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由于“圣裔”们的特权的压迫，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出《子见南子》”。同时，由于张继、犬养毅的卷入，孔祥熙的插手，蒋介石的亲责“严办”，使斗争逐步升级和更趋尖锐，斗争的矛头也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曲阜二师进步师生的这场斗争是暂时失败了。然而，它在一定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诚然，学生们在斗争中曾喊出“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演出时某些言词和举动亦不无过激之处，但这是基于对孔府腐朽封建势力的憎恶而发，是把孔子作为旧道德、旧礼教的代表和反动统治阶级树立的偶像而予抨击，是对蒋介石反动派愚民政策的抗争。这个“打倒”，其实是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腐朽的孔府小朝廷，而不能单纯视为反对孔子，也不应混同于学术界的孔子毁誉之争。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恰在于进步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圣人之居”，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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