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旧上海女记者的花边新闻
作者：谢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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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记者形象和女记者事件
社会上捧女记者的多了，无形中把女记者和交际花给搭上边，又确有些花瓶式的女记者混充其中，因此在这些花边新闻中，不少人对女记者始终抱有很深的成见。比如一则批评上海参议员杨抚生的花边新闻《杨抚生看中女记者》。杨抚生是当时上海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也是当时上海市的参议员之一。该文写道：据说杨抚生在１９４７年１月的市政会议上，只发了一句言：“一尺多长的美国皮鞋运到中国来有什么用？”那么他在会场上干什么呢？原来其每日在会场中别的不注意，独对一些“记者之花”们特别感兴趣。他常常找机会和她们搭讪，有人推测他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了想让她们为自己的商店做些宣传，至于二嘛，“则是既不可说，就不必说了”，对杨进行讽刺、调侃的同时也连带贬低了女记者的形象。有些花边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则是直截了当的，比如一则《谢宝珠情人》的花边新闻，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老实说，像她这样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小姐做新闻记者，目的无非是做跳板而已。”怎么跳呢？无非是利用记者身份接近达官贵人，然后找个好对象，便可以功成身退，过贵夫人的生活了。但有时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可能是作者不经意的，如《女记者孙方中出洋》本是个中性的新闻报道，但作者却认为：“孙方中以女记者身份，活跃于京、沪、锡之间，引起了军、政、商界注意以后，好多人加以推测，认为这位女记者再红一些时候将发紫，紫了以后一定会博得贵人相助，而亲善，订立终身大事，果然在今日孙方中是宣告离开新闻界，准备去美国留学了。”在这些新闻中，作者大多认为记者对于女性而言只是一个找到好对象的跳板而已。
对旧上海女记者来说，这些新闻尚不足为惧，毕竟只是小报杂志供人消遣的“乱谈”而已，看了一笑了之也就罢了，但如果是《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报纸对女记者的批评，可就不容轻视了。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中央日报》（上海版）的副刊《文综》上发表了记者徐翊（徐开垒）的《女记者》一文，作者一开篇就写道：“可怜的中国，我们真不知道要为它悲哀，还是应该替它欢喜；在和我离开遥远的昔日，那时节所不曾有过的，现在她们出现了。”文中所谓的她们就是“上海女记者”。他竟然为了这些“无冕女皇”的出现而感叹起中国的可怜来了。作者表明，自己刚回到上海看到这些女记者时，本想敬颂这种新人物的产生，“可是日子一久，往昔所有的好心情，都已经为日子所付给我们的经验所破灭了，以至于无复有勇气为这些‘无冕女皇’称颂了”。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经验呢？作者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描述得异常清楚，“当我们想起她，我们就只觉得除了一只花蝴蝶在空中乱穿乱飞一阵之外，别得就什么也没有了。”作者接着列举了这些“花蝴蝶”女记者的种种行为：她天天的工作就是会见名人，和参加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她吃得很少，但有时也吃得很多，但无论怎样，迟到和早退，她是必然的。而这样矫揉造作无非是为了引人注意。访问名人时，那些名人，看到她卡片上娇滴滴的名字，照例是偷闲接见。缠了多时后，留影道别，于是第二天便能在报上看到注有“本报记者××与×××”字样的照片等等。总之“她从来不知道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其他产生新闻的地方。她只在名人之间跳动着，她的卡片像雪片一样在冷气间里飞舞”。作者对上海女记者的讽刺真是不留丝毫余地。
此文一出后，颇有反响，还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该报只好于７月１５日又刊了《关于女记者的题外话》，发表了女读者足征的《从读女记者想起》和徐翊的《答足征先生》，算是对女记者风波的回应。编辑也出来说：文艺只是文艺，无须把它看实，我们只要在其间有所会心，有所警惕。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连作者也不否认是“有感而发”。而足征女士却是一起笔就说道：读了女记者一文，“我难受得流泪了”。但她又说：后来躺在床上想了一阵子，我的情绪才冷静下来，认为“责人愈深，爱人愈明，这篇文章正是给我们女人，尤其是女记者们的一个警惕，一个暗示，至少他还谈了我们女人，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感激的”。
但那些被说成是“花蝴蝶”的女记者恐怕就没有这种阿Ｑ似的精神了，况且是在《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大报上进行“讽刺”，那还了得？连徐翊的《答足征先生》都提到，许多女记者先生因了执著而打算联合提出抗议。当时的小报、杂志对这件事也有不少报道，称此报道一出后上海女记者群起而攻之，甚至秘密结社讨论对策，想找些报纸杂志写些正面报道挽救形象危机。但这种影响一旦造成，要想弥补可不是容易的事，连《中央日报》（南京版）妇女周刊的《南京的女记者》一文中都写道：有人说，上海的女记者，给人的印象是：玻璃装备，一天到晚，这边钻进，那边穿出，到了一个机关，没坐到１０分钟，拿起皮包又要走，显得很忙似的，精劲很大，忍性儿太少，妩媚有余，活泼尚称不足。而南京的女记者，正如南京严肃朴素的城景，给人的印象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合作，大方，正当地和男记者竞争。上海的女记者们对于这种评价和比较是不是觉得有点冤？还是击中了要害？
此次小小事件之后，女记者的知名度反而提高了，各报纸杂志似乎也更为关注女记者的新闻了。《今报》的《女人圈》副刊还特地开辟了一个“女记者群像”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女记者。此时的女记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诸如“洪絮才一鸣惊人”、“谢宝珠最恨出风头”、“李青来枵腹从公”、“蒋蕴薇二三事”、“邵琼兼职侨申报”、“池廷熹小姐奔波忙”、“周绿云摄得一手好照片”之类，或者写一些生活琐事趣事，如“有人关心邵琼的瘦”、“姚芳藻双鞭失踪”、“严洵不爱玻璃提包”、“范思珍羞愧裸男图”等等。
热闹到几时
在记者前面加个“女”字以突出其性别，这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象征。但女记者作为走向街头的女性毕竟是社会的进步。起初由女性来跑外勤，主要是考虑到女性采访妇女新闻比较方便，因此她们一天到晚只在东家太太衙门里窜进，西家夫人公馆里穿出，打听一些开会、慰劳、保育之类的消息，跳不出太太、小姐、孩子的圈子。但由于女记者们本身的努力和修养，采访圈子逐渐扩大，采访能力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记者成为女性自身解放和争取文化领地的一个重要职业。“要正确的使女性占有文化，创造文化，享受文化，第一必须要把握文化机关的新闻纸，必须要有女性当中的若干人去做这文化机关的工具，部分责任的工作者，在花瓶时代的现在，这是有着独立的精神和伟大的使命的”。旧上海的女记者们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勇敢地和男人们竞争，显示了女性在新闻方面的才能。同时亦不忘自己的女儿身，爱好红装，穿着时髦，保留了上海女人追求时尚、突出女人味的特色，也因此而特别惹人注意，并且因鱼龙混杂、来源复杂等因素惹来不少非议和责难，亦博得了不少同情和赞许。
这些花边新闻主要见于当时的综合性休闲刊物以及一些小报，如《东南风》、《上海滩》、《风光》、《大观园周报》、《今报》等。这几份刊物都创办于抗战胜利后，且都是以刊载上海地方的综合新闻为主，尤其是上海滩光怪陆离的各色新闻、趣事，揭露政界、影剧界、文化界名人奇闻轶事，或者对歌舞厅红舞女的或骂或捧，以及社会上各种畸形事态的描述，而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也成了其中的一个点缀。此外像《电声》、《一周间》、《七重天》、《大光》、《大光明》、《女性群像》、《中美周报》等也有一些关于女记者的报道。
今人在翻阅这些故纸堆、玩味这些花边新闻，把这种历史当做一种消遣时，亦会不由得对那些在不正常的关注下依然“我行我素”、活跃在新闻岗位上的旧上海女记者喝一声好。随着这些刊物的消失，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似乎也渐渐消失了，而花边新闻的主角们也逐渐沉寂，新时代的女记者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