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五四运动前后的李大钊与邵飘萍

作者：童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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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革命家”李大钊和另一个“无冕之王”邵飘萍，二人继续一往无前，走着殊途同归的救国救民之路。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发动者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开始，它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奏。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李大钊，作为当时先进分子，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热心指导《学生救国会》、北京大学学生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团”等社团，做它们的顾问，成为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他还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来教育青年，号召青年到工农中去。这些，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五四运动中，他和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示威游行，在游行结束后，把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到北大图书馆，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无疑，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但是，就五四运动本身的发起来讲，学生是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和主体，而从社会知名人士的直接参与而论，当首推邵飘萍。首先，他是五四运动舆论制造者。他以自己创办的《京报》发表评论，如《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尖锐指出：“山东存亡问题，是全国存亡问题”，呼吁全国同胞要为争国权而斗争；其次，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这次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在五月四日，关键在于五月三日晚，在北大召开13所中等以上学生代表会议。邵飘萍作为特邀代表首先作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及原因的演讲，他慷慨陈词，呼吁青年学生：“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当应挺身而出，把各学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挽争。”讲演者声泪俱下，会场上群情激愤，有的学生当场撕下身上衣服，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4字，爱国热情达到高潮。这个被称为“不眠之夜”的“五三晚会”，直接影响和鼓舞了北京学生在当晚作出第二天举行爱国斗争行动的决定。其三，邵飘萍是紧随五四运动的展开而直接参与的支持者，直到胜利。他在“五三晚会”后回到报馆，连书《北京学生之愤慨》和《勖我学生》两文。在《勖我学生》一文中，他透露出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消息——五四运动的大潮，就要来临了。以后，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他创办的《京报》紧密结合学生、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深入报道，先后发表了《外交失败的第一幕》、《速释学生》、《为学生事警告政府》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文章，支持工人学生的斗争，对配合五四运动的胜利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
　　邵飘萍的上述激进行动受到北京军阀政府当局的注意，并以邵氏“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之“罪名”，向全国下令通缉，还于8月21日查封了《京报》。邵飘萍第二次亡命日本，为《朝日新闻》社招聘。纵观邵飘萍在五四运动过程中之所作所为，无疑，他是伟大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和支持者。五四运动不能忘记他的历史贡献。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迅速从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成了我国早期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１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较观》，这是在我国论述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同年１1月，接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并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等一系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长篇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利用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期的时机，将该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协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1920年3月，在他指导下，由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还编印了一本油印讲义《唯物史观》进行讲演。毛泽东在1942年曾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那时李大钊同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有书为证。”
　　无独有偶，邵飘萍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后，也迅速从自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特别在第二次亡命日本期间，潜心学习马列，写出了《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一文，随后又写出《俄国大革命史》、《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等文章和专著。特别是《新俄国之研究》这本专著影响更大，作者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欢呼社会主义苏俄的诞生，对俄国的起义、政权建设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观察与研究，是当时介绍苏俄最详尽的一本专著。
　　从五四到中共成立前，邵飘萍著书立说宣传马列，介绍苏俄，不遗余力。《京报》作为宣传的工具，其作用更不容低估。尤其是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北京政府开始在北方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北京各报对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消息都不敢再作报道，而《京报》仍在发表“莫斯科特约通讯”，成为北方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革命、传播马列的一个重要阵地。
　　
　　双双就义在军阀屠刀下
　　
　　1920年8月，南方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北方也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为领导人，后改称书记。对于邵飘萍，并非李大钊等没有去邀他共同参与，而是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为了维护新闻报纸的客观性，认为不宜参加党派组织，所以他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建党小组活动。但他第一次亡命日本时，即与李大钊相识而相知，他第二次亡命日本归来后不久，就开始和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来往，共商国事。所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一直关注着这位热情传播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经验的报人，认为这样有社会影响的人，不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是党组织的一种遗憾。于是在不断联系中做工作，最后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成为一名特殊秘密党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7月10日下达（86）组建字103号文件，认定邵飘萍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邵飘萍严守秘密，除与介绍人保持单线联系外，包括夫人在内，至死也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1926年的三一八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后中共领导的又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邵飘萍都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外交压力，这一天共有3万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执政府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５5人，轻伤不计其数，李大钊也头部受伤，时称“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邵飘萍当夜写成《世纪空前惨案》的檄文，《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篇幅评加报道，并在惨案发生后12天内共发表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4月15日，奉系军阀下达48人通缉令，邵飘萍、鲁迅、李大钊均在内。邵飘萍被劝告暂避俄国使馆。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一生的一篇绝笔《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4月24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4月26日，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从容就义，年仅40岁。邵飘萍用他的鲜血证明了自己为了新闻自由而奋斗的一生。
　　
　　三一八后，李大钊避居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他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李大钊备受酷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英勇不屈。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余人被处以绞刑。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岁。“四二六”、“四二八”这两天，与“三一八”一样，同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
　　今年是李大钊烈士和邵飘萍烈士牺牲80周年与81周年。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它赢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赢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赢来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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