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五四运动前后的李大钊与邵飘萍
作者：童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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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李大钊，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一位是主讲《新闻学》的邵飘萍，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邵飘萍是《京报》社社长兼主笔，两人既非同乡，又非亲友，是时代的潮流和共同的理想把他们会合成志同道合的同志。李大钊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早被肯定，而邵飘萍，作为报界名人，在充分肯定他是新闻理论的“泰斗”、“奠基人”之外，对他和李大钊一起反帝、反封建，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此遭奉系军阀杀害的真相，至今仍鲜为人知。在中共党史上没有反映出李大钊和邵飘萍的关系，也没有反映出邵飘萍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李大钊与邵飘萍，一位学者、革命家和另一位无冕之王，他们都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正是他们播下的红色革命种子，促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身逢乱世志在救国
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于是在国内政治战线上出现了以反对“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倒袁护国”运动和在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这两条战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走向，为五四运动的展开准备了条件。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早已得到历史上的肯定，而反对“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倒袁护国”这条政治战线的始发动者李大钊和邵飘萍，迄今鲜为人知。正是袁世凯发难搞帝制，在这乱世的中华大地上，催生了李大钊与邵飘萍两位人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学名“耆年”，生后二年就成为失去怙恃的孤儿，由继祖父托养长大。少年的不幸，对他成长和未来，有着很大影响。他16岁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成了一个以“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为己任的有志青年。由于“新政”潮流的冲击，他未等府中学堂毕业，即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急思深研政理以求得救国救民之良策。他还是该校《言治》杂志编辑部长之一，他最早写下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对新生共和国产生了“隐忧”，发出了“大哀”之声，这是他初发政见的“政见宣言书”，这时他改名为“钊”，字“守常”。在法政学校6年，是他认识世界、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1913年毕业后何去何从？他的意向是：抛弃“入仕”，埋葬“出世”，振足精神，勇往直前地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邵飘萍，1886年10月１1日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镇紫溪村，原名“新成”，后改名“振青”，字“飘萍”。从小其父培育他嫉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崇高品德，14岁考中秀才。青年时代受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在金华办了一张《萃新报》，使他获得了对报业的最初印象。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他读到了各种进步报刊，大开眼界，开始为上海《申报》写地方通讯。在浙江省运动会期间，他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一起，办过一份《一日报》，名闻全校，这是他报业生涯的开端。这时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的民主思想影响，与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来往，女侠之死使他义愤填膺，决心“新闻救国”，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１1年，辛亥革命杭州光复，他与杭辛斋共办《汉民日报》，是他进入报界成为职业报人的开始。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自一开始就看穿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用“振青”署名的短评，抨击时弊，揭发丑恶，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对于袁世凯政府及浙江都督朱瑞，极尽嬉笑怒骂。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陷入狱，罪名是“扰乱治安”和涉嫌参与讨袁。当他第三次入狱经妻子汤修慧营救出狱后，开始了亡命日本的时期。
邵飘萍于１913年8月底到达日本，进入一家法政学校，同年年底，李大钊留学东洋，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两人都抱着救国救民为其宗旨。李大钊更多想以深研政理来挽救民族，而邵飘萍则以考察政法、新闻，继续他一以贯之“新闻救国”的理想。李大钊由于向《甲寅》投稿，认识了因“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章士钊（《甲寅》由章在东京创刊）。也是章士钊，以后向蔡元培、陈独秀推荐李大钊接替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在日本留学生集会上，由章士钊的介绍，李大钊结识了邵飘萍，两人由相识而相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这一共同目的，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
倒袁护国一“揭”一“呼”
邵飘萍早在《汉民日报》时期，就识破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到日本后，与潘公弼、马文车共同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关注国际上对中国事件的反应，向国内各大报发稿，当他获悉日本和袁世凯秘密协商中的“二十一条”的详细内容后，及时以“东京通讯社社员飘萍”名义向国内驰报，揭露袁日间的秘密勾当，为国内开展“倒袁护国”打响第一枪。
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则有一个从“拥袁”、“逆袁”到“倒袁”的思想过程。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会《言治》时期因爱国、担心内乱而“拥袁”，到袁世凯消灭国会，把总统权力无限扩大，他初步认识袁世凯的本质而开始“逆袁”，再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加速复辟帝制的活动后，他才看清了袁的真面目，迅速转为“倒袁”，积极参加了反袁的斗争。
当“二十一条”在全国传出后，全国人民不约而同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抗日活动。在国外，留日学生总会公推李大钊为总会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文告等有关文件，他亲笔撰写了《警告全国同胞书》的电文，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这篇通电，传遍了大江南北，震撼着祖国大地。随后，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发表了《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中国人民不要灰心，而是要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奋起自救。李大钊还参加了由“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合并组织的“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通过邵飘萍与李大钊对倒袁护国的一“揭”一“呼”，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倒袁运动的开始，迫使卖国的“二十一条”终于不能兑现。
上海新闻界为了加强倒袁力量，联合电邀邵飘萍回国。１916年春，邵飘萍回国，为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执笔，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他的预言，袁世凯果未登极而命丧黄泉。袁死后，邵被《申报》史量才聘为驻北京特派记者，两年里，他写了25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几乎全是揭露批判军阀政府的。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我国最早自办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同年10月，他又创办了大型日报《京报》，担任社长，他认为报纸必须信仰独立，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职责。他把李大钊书赠他明代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杨淑山原诗中为“辣手”，李改为“妙手”）的条幅和他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4字，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作为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勉的座右铭。
为了反袁，李大钊也于1916年1月到上海与各方联络，2月又返回日本。此时，他因从事反袁救国活动“长期欠席”，被早稻田大学除名，而留日学生总会选举李为文字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反袁（反封建）问题与今后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这篇论文是李大钊对１916年反袁斗争的重要贡献，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的封建复古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唤醒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为推动反袁斗争，他毅然辍学回国，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死后，他由沪北上，先后参加了《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宪法公言》、《太平洋》等杂志上撰稿，发表了《晨钟的使命》、《青春》等重要文章，继续鼓吹民主政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压迫，反对思想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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