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川南的一对红色恋人
作者：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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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３3年春，曾是中共地下党内战友的官白中（即官质斌，川南威远县人。1927年由陈家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军运、学运和秘密交通联络等工作。后成为中国著名电影技术专家、电影工程师）从上海来信，邀陈家玉去上海。官白中此时在上海南洋无线电学校工作。
6月初，在邓可非的支持鼓励下，陈家玉告别家乡，乘船赴上海。他在写于次年4月10日的诗《投奔》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时代掀起了汹涌的狂潮，／他已曾在这狂潮中奋勇前进。／但因他未脱小布尔乔亚的根性，／终于被这狂潮打回了乡村。／……
“迟些儿走吧，哥哟，／你的病还很深沉。”／“我老了，儿哟，／你莫远行。”／这些话语使我心儿破碎，／但最终在这泪雨中踏上了征程！／
拖着有病的身，抱着一颗带伤的心，／在呻吟中坚定了自拔的意志，／望着五千里外的海上投奔！
“带伤的战士”在上海滩呐喊
陈家玉辗转于6月20日到达上海，借住于巨籁达路荣县同乡好友万鼎元家中，在官白中家里吃饭。不久搬到了金神父路，他和好友柳倩住在二楼，官白中夫妇住在三楼。底楼是另一对朋友吴兰岩与申丽君夫妇。他先到南洋无线电学校学习和工作，以后又在江苏中学任教，并参与创办了惠平中学，同共产党人陈家康、邓垦（邓小平之弟）、柳倩等一起培养革命青年。陈家玉任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兼教代数、几何、三角等课程。
从邓可非在陈家玉遗稿中找到的他初到上海时的日记残篇（1933年6至7月）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精神面貌。选录几则如下：
6月22日，代质斌写了两张合同，精神觉得不能支。晚间同鼎元他们去转了几条马路。是日得晤久别的（熊）灼微（注：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1929至1930年间曾在四川任中共自贡特别区委农运委员，领导荣县暴动失败后逃离四川），倾谈之下，亦觉欣然而喜。
6月23日，看了四部的无线电学，颇能领会。黄昏时到金神父路121号三楼上，得晤智明（注：柳倩），欢谈之余，又看他做的几首诗和一篇论文，觉得他是很有进步的。是夜就在他那儿歇。
6月28日，午前看哲学二十页，还感觉得有兴趣。午后写了一封信回家，并同锦华嫂（注：官白中妻）去买了衬衫二件，皮鞋一双，去洋十一元。
6月30日，午前看了四页哲学，午后除了看过几张报纸而外，简直没有做什么！长此以往，真不知如何了结？明天非多看不可！
7月3日，智明来约我到他那里去玩，并我同锦每日都作一个政治分析。午后读《爱的分野》十页。
7月4日，午前看哲学十余页。午后到智明处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问题，结果还好。
7月5日，午前同灼微到法国公园去玩，谈了一些零碎的现实问题。午后看了《中国论坛·丁玲专号》一册，很具体地知道统治阶级压迫革命很厉害，但革命不但压不下去，反而更激烈起来。晚间准备哲学。明天决定写信回家。
7月27日，看《创造十年》半本。晚间同与齐谈。知与人辩论，道理虽不让人，但态度话语总要和蔼从容，多从各方面解释、说明为当。
7月28日，把《创造十年》看完了。觉得“创造”之所以在中国文化运动上有它底历史意义，确是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把握来的。
1935年底，在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群众运动。陈家玉与邓垦一起担任了示威游行的指挥成员，12月24日，上海市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店员、小职员及其他市民，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为声援聚集在火车北站要求乘车赴首都南京请愿的复旦大学等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陈家玉的头部被巡捕的警棍打伤了，他仍义无反顾地指挥着队伍，慷慨激昂地领呼着口号……
事后，陈家玉写了纪事诗《十二月二十四日》（写于12月28日），为那天的示威游行实况留下了珍贵的真实记录：
晨钟匆忙地敲了八响，／刺骨的寒风也不比寻常。／无数的心头都在紧张，／怦怦地就像着了疯魔一样。
是蓝布短衫改了步向，／是西装长袍出了课堂。／是店员平民，／也在街头动荡。
几万颗反抗的雄心，／飘满了南京路上。／四面人群的洪流，／汇合在大陆商场。
人涛不断地汹涌，／高楼也快要发狂！／一串火炮的声响，／暴露了民族的反抗。／五彩的传单标语，／纷纷地到处飞扬。／这是一群心蝶，／飞出了大众的胸腔！
飞驰的铁车，／带来了许多武装的魔王。／腰间挂着盒子炮，／手中挥着拖丧棒，／见着人群就无情地乱打，／滚滚的鲜血红透了衣裳。
群众的洪流转变了方向，／北四川路飘荡起头的波浪，／宝山路更是激流的河道，／东方图书馆汇成了无涯的海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怒涛发出了震天的声响。／……
这怒吼，这狂浪，／绕过了宝山路的店房，／粉碎了火车站的阻挡。／这怒吼，这狂浪，／横亘北四川路的全段，／冲破了大英帝国的武装！
这怒吼，这狂浪，／在外白渡桥受了损伤，／又折回火车站的前方。／……
诗的最后一段写道：“四个带伤的战士，／站在石堆的中央，／许多英勇的战士，／挤满了下面的空场。……”那“四个带伤的战士”中，就有陈家玉和邓垦两位游行指挥部成员。据说当年《大公报》记者拍有照片，如果还能找到，就可以看到当年“四个带伤的战士”的英姿。
这次游行，被巡捕房逮捕数十人，后由中共地下组织派陈家康奔走营救，由官质斌以南洋无线电学校担保，将他们保释出狱。
陈家玉在这期间还写了许多诗，如反映底层民众疾苦的《农村儿歌》、《苦斗》（写农妇遭遇天灾逃难进城做工的经历）、《苏州河畔的早晨》（写纱厂女工）、《清道夫》、《担菜的农妇》、《改路工》、《织妇的呼声》、《泥、木、石工的语言——费尽我们的心血汗》、《包车夫》、《年关》、《隐痛》（写为生活所迫堕入风尘的妓女）、《苦农歌》、《奴隶之歌》等，还有鼓动抗日的《拼命的时候到了》、《梅世钧》（写一个被日本工厂主打死的中国工人）、《五月的风》、《阿李的转变》（写一个投入抗日洪流的工人）、《五九纪念》、《一·二八》等。这些诗歌是否发表过？他是否参加了左联活动？因未见记载，不得而知。邓可非认为他是参加了左联的。
1936年8月28日，陈家玉投笔从戎，离开上海参加了抗日的政府军。１1月，他在新乡写了反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诗歌《丰台永远是我们的》、《最近我却哭了三回》、《我们一齐高呼》、《九一八》等。以后他随部队辗转绥远、武汉、永嘉、温州等地，从事抗日部队的政训工作。在当时的《温州旬刊》上发表了他以“策”、“慕光”等笔名写的有关抗战宣传的不少文章及在各种训练班、座谈会上的讲演。
在抗战大潮中英年早逝
后来因国民党军事当局怀疑陈家玉“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异党活动”，着令免职回籍。他回到四川荣县家乡后，又去成都，因同乡、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谷醒华（国民党一大代表，曾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荣县临时党部书记长）正在那里任协进中学校长。聘他留校任教，他与刘披云（曾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李筱亭（曾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常委，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等老共产党人在一起工作，对青年进行抗战爱国教育。
1939年冬，陈家玉因患眼疾，回家休养治疗。不久，柳倩从重庆来信，邀他到重庆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于是他又到了重庆，以陈世泽之名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之中，据邓可非回忆是担任图书馆方面的工作。
后因积劳成疾，陈世泽（陈家玉）于1942年12月3日（据邓可非回忆是2日，但据《阳翰笙日记》的记载是3日）在重庆（据邓可非回忆是在仁爱堂医院，但据《阳翰笙日记》记载是在圣心堂医院）逝世。据《阳翰笙日记》记载，当天早上阳翰笙还到医院去看望了他，当晚阳翰笙在民主人士周钦岳家里听到了陈世泽去世的消息。据邓可非回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代表陈家康和郭沫若、阳翰笙、柳倩等参加了追悼会。老友官白中（官质斌）还带电影厂的人来拍摄了遗照。
陈家玉去世后，邓可非在漫长的孀居岁月里，执著地以“遗属”身份生活，她把搜集和抄录陈家玉的各种遗稿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以此寄托哀思，并在抄录与回忆中不断与天人永隔的爱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在她抄录遗稿的稿纸上，不时可见点点泪痕。她用教学备课本将陈家玉的各类遗稿一字一句重新抄录了一遍，包括书信与诗歌3本，学习哲学笔记3本，抗日宣传讲话及文章1本，共7本，其中还加写了不少对有关人物及事件背景情况的注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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