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川南的一对红色恋人
作者：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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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加恋爱”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革命加恋爱”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自身解放的奋斗内容。在巴金的早期小说中就写了不少“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和故事。
请看这一段话：
前天摘回来的菊花儿，我拿回来那几朵，还在那碧绿的漱口盅中插着，向着那案头人儿微笑。不知你那几朵，可曾是这样否？如还鲜丽的存在着，那就请她代我安慰你的病中的寂寞吧！
这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语句，却并非出自当年的哪部文学作品，而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川南一个地下党人陈家玉写给女友邓可非的情书的片断。
陈家玉是四川省荣县五宝镇人。1926年秋从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回乡后，积极参加领导当地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陈家玉受中共五宝总支的派遣，到荣县城区发展中共组织，建立了城区内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大革命失败后，在20年代末的白色恐怖中，他已是中共荣县县委领导成员。
1928年，陈家玉一面在荣县县委从事地下工作（分管宣传），一面以当家庭教师（教一家当铺老板的两个孩子读书）为掩护职业。这时，他爱上了地下党内一个年轻姑娘邓可非。邓可非原是宜宾女子中学学生运动负责人，因受到反动势力迫害，被中共川南特委调出，这时在荣县旭光小学任教，暗中为地下县委作文书工作。
他俩的爱情，具有当时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典型的“革命加恋爱”的时代特色。在1928年9月的秋雨中，邓可非因患疟疾住医院治疗。虽然近在咫尺，陈家玉却给她写了好些诗和信，倾诉自己的思念。上引那段话就是其中一封信里写的。信中有许多这样温情而炽热的话语。
不久，两人被一起调到泸州中共川南特委工作。陈家玉任特委组织兼秘书（当时地下组织机构很小，没有组织部长或秘书长之类职务）。邓可非仍作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两人在那里结为夫妻，并以夫妻名义租了房屋作为地下机关。但是，夫妻俩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时间，陈家玉就外出为地下工作奔波了。
1929年5月，陈家玉被推选代表川南特委，到成都出席省委扩大会议。因为形势严峻，合适的会议地点难找，只得不断改变秘密集会地点。这次会议就断断续续开了较长时间。陈家玉在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8月，省委迁到重庆。以后，陈家玉便经常奔波于成都、重庆及四川一些县，过着居无定所的“职业革命家”生活。这年１1月，他当选省委常委，党内化名李宽怀。
1930年初，邓可非在重庆仁济医院因难产而致胎儿夭折。陈家玉此时正在川东巡视基层工作，闻讯后十分难过。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孩子。
时代征程中一颗带伤的心
这时，重庆在二十一军军长、军阀刘湘的统治下，白色恐怖日益严重。1930年春，中共四川省军委兵士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警士联合会（中共在刘湘的警察系统中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秘书长易觉先，原中共宜宾县委书记、宜宾地区大塔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的邹云芳，相继叛变投敌，成为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更可怕的是，他们叛变之初是秘密自首，未对外公开，中共四川省委一点儿也不知道，还在信任他们。
1930年3月初，邓可非被组织调到杨闇公烈士故乡潼南县双江镇教书（兼做地下工作），陈家玉奉“沈兄”（即省委在来往信件中使用的化名）之命将要赴川北等地“收账”（通信中使用的暗语，即巡视、检查工作），他很高兴能有机会顺道去看望邓可非。3月１1日，陈家玉在重庆写给邓可非的信中说：“尔玉弟来信，叫我们回到五市（注：五宝镇）去教书，并说可以与我们兑路费来，说母亲望我们回去得很。”陈家玉与邓可非结婚后，还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他的母亲十分想念他们。
正当此时，突然发生了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被邹云芳率领敌侦缉队在街头碰见逮捕的事变。陈家玉不得不取消了出巡计划，留下来处理省委工作并代理组织局主任。
紧接着，从4月5日开始，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内的秘密据点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协合寄宿舍、南来雁咖啡店等相继遭到查抄，又有一批地下党人被捕。陈家玉那天原定一早到九七书店去与人接头，因腹泻耽误而去晚了，幸免于被捕。
省委面对这猝不及防的突发事变，在震惊中开始怀疑内部出了奸细，并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一定是川南参加区委或省委的同志无意或有意地漏泄了秘密，甚至与内部同志有勾结”。省委决定对叛徒邹云芳夫妇实行制裁（这对夫妇以后又决心“回头”，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成为在特务委员会内暗中帮助地下党的秘密组织“良心会”骨干成员）。此外，省委还决定对一个有“告密”嫌疑、在中共重庆市中城区委机关作文书工作的女青年严雪冰也实行制裁。严雪冰也是川南荣县人，共青团员，与陈家玉和邓可非都很友好。陈家玉对省委要制裁严雪冰的决定持有异议，认为怀疑严雪冰是告密者证据不足，对她实行制裁更是没有道理。为此，他受到了批评警告。
不料，正当省委作出对严雪冰实行制裁的决定后，严雪冰却突然失踪了。省委以为她一定是听到制裁风声后躲起来了，而陈家玉是不同意对她进行制裁的，因此省委便怀疑是陈家玉向她走漏了消息。其实，严雪冰是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逮捕了。从后来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可知，她的被捕也是因为易觉先的出卖，只因易觉先随即遭到制裁，无法再来指证她的身份，特务委员会不得不将她定为与共产党“关系像很大”的“疑案”。
当严雪冰失踪（即被捕）后，省委怀疑是陈家玉泄密而使得严雪冰藏匿起来了。于是，由“制裁严雪冰”的错误决定，又导致了对李宽怀（即陈家玉）的怀疑和将其“开除其常委及一切省委工作”的又一错误决定。处分李宽怀的主要理由，据当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就是“虽无勾结叛徒与故意泄密事实，但私人感情太重，有无意泄漏秘密的重大嫌疑”。陈家玉自然不服。省委书记刘愿庵与常委陈惠（又名熊子良，十几天后即卷款潜逃）找他谈话宣布处分决定，他辩解无效，委屈地痛哭着提出请假一月到潼南双江镇爱人工作处养病（长期居无定所饮食不调而患下的胃肠病），他的要求遭到否决。他认为这是故意为难他，便于次日负气自行出走，去了潼南双江镇。
这自然使问题更加严重。省委认为他“完全是意气用事，自由行动”，一面通知双江镇地下组织转告陈家玉，要他在养病期间编写马克思主义浅说教材（供党内培训干部用），一面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并限他一月后回到重庆，另行分配工作。
在这之后，省委才发现了易觉先的叛变（实际上许多告密出卖都是易觉先所为）。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朝天门码头路遇易觉先，当场将其制裁后，李鸣珂也被捕牺牲。李鸣珂在临刑前于狱中写给老领导周恩来的遗书中，对四川省委几位领导干部（均以化名或谐音假名提到）作了坦诚的评价，各有褒贬；因对陈家玉仍抱怀疑态度，信中对陈家玉的评价只有贬而无褒：“陈嘉佑，对党危险，望中央坚绝我对四川省委主张，开除党籍。”
易觉先叛徒面目的暴露，本可以有利于澄清陈家玉所受到的怀疑，但在接连发生的灾祸和风声鹤唳的恐怖环境中，省委根本无暇顾及对许多事情的冷静调查和思考。更不幸的是，省委要陈家玉一月后回重庆另行分配工作的期限刚要到时，5月初，重庆便又发生了因内奸告密而导致中共四川省委“全部常委牺牲完”的“浩池街事件”，省委书记刘愿庵等人被捕牺牲。
这以后，陈家玉（李宽怀）的问题就成了四川地下党内无人顾及的悬案。他既不满于前省委给他的处分，又不能为新省委所信任。只得回到家乡荣县五宝镇。但在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他这个政治面目早已“红”了的人又难以立足，处境十分艰难。幸好一位亲戚担任着当地团总，才使他得到一些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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