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百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

作者:于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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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返之初,纪律不甚严明,约束不甚严厉,一些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向遣返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官兵施以小贿,趁机混入遣返队伍,逃避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弟媳、日本皇室宗亲嵯峨浩,长期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的大学教授斋藤茂等都以行贿手段买通某些工作人员,大摇大摆地登船撤走。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曾以《战犯个个放走,金牙个个拔掉,如此检查》为题,披露了这种令国人所不齿的丑恶行为。为了平息舆论所指,维护遣返工作正常进行。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从辽宁省各界,临时抽调100多名青年干部,全部授予尉官军衔,成立港口统一检查署,开赴锦州、锦西两地,负责遣返中的督察、纠查工作。王黎(大连离休干部)老人曾在检查署里任中尉检查员。他所在的检查组,设在锦西县城边上的张蒋屯(现锦西化工厂北门外家属住宅区)。6月初的一天上午,从长春转运来的一位日侨俘大队长来到检查组,立正行礼之后,报告第××大队登船准备完毕,恭请中国检查官检查。王黎说了几句遵守纪律之类的例行官话,答应明天一早按时开检。日侨大队长临走时送给王黎一个彩纸包,再次立正俯首低声说,请检查官多多关照,让我大队早日登船。日侨大队长出门后,王黎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个纸盒,再打开一看,是几个洋式打火机,下边还有两摞东北流通券。王黎当即将那个日侨大队长叫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两摞钞票摔给他,斥责道你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对中国政府的污辱。那个日侨大队长面红耳赤,直说对不起。按照有关规定,检查组通知当地驻军,给了那个日侨大队长关押一天禁闭的处分。那个日侨大队长弄巧成拙,他的那个日侨大队,不但没能提前登船,反而比别的大队晚了一天。消息传出,港口内外一片震动。遣返日侨竖起拇指称赞中国检查官纪律严明。
  按照遣返计划,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与中国人同居或结婚的日本女人均在遣送之列,不准躲避与暗藏。然而执行起来却很有困难,有些国民党官兵甚至是遣返工作人员,也帮助不愿回国的日本妇女千方百计地躲避遣返。例如二О七师连长黄某,在遣返工作中,认识了日本姑娘春野艳子。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堕入情网共步爱河。黄连长不顾军纪约束,在沈阳北市场附近租了间房子,与春野艳子同居成家。后来,春野艳子被送到待运站,黄连长借检查之机进站与她见面,两人定计逃跑。11月上旬,黄连长提前来到马三家站,趁列车增挂车皮的机会,春野艳子离队跳车,两人连夜逃到北平,并分别找到一份工作,准备在北平永久地生活下去。腊月里的一天,黄连长领着春野艳子到什刹海滑冰游玩。因为春野艳子滑得很好,姿态妩媚动人,招来很多游人的注目和一阵阵的喝采。春野艳子玩儿得兴起有些忘乎所以,竟用日语为自己欢呼起来。不料引起几个也在此游玩的中国便衣宪兵的注意,几番盘问露出马脚,春野艳子被当即送回沈阳重新遣返。类似的国民党官兵借遣返工作之便,窝藏日本女人的事件,仅在沈阳就发生20余起。
  7月12日,内战爆发。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战场上,遣返日侨工作难免不受影响。遣返之初,运送侨俘的火车能够按时进站,按时出发,每节车厢里的人数不超过80人,沿途各站均有食品和饮水供应。6月中旬以后,遣返工作突然艰难起来。客车货车都忙着运输军火,大站、小站都聚着军人,一切都在忙于战争。运送日侨的列车不能正点进站,也不能正点发车,车厢也不能如数拨给。运行过程中,时常在哪个小站里临时待避,一停就是几天。没有饮水,没有食物,日晒雨淋,日侨们啼饥号寒叫苦连天。进了7月,情况更加糟糕,抽不出专用列车来运送日侨,只能利用运送军火的回程空车,有时连回程的空车也没有。集中待运的日侨堆积在收容所里,度日如年一样守望着。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把这种情况及时报告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长官。杜聿明亲自打电话给兵站司令蒋瑞清,指示他必须保证拨足火车,供应遣返工作使用。此后,遣返工作才得继续进行。
  进了8月,开始遣返民主联军控制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日侨。当时内战已经爆发,长春、沈阳、四平等地的形势骤然紧张,哪个地方也不愿意让中共地区的日侨在他们那里停留,于是就往锦西终点转运站里挤。现年82岁的董瑞麟老人(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离休干部),当年在锦西转运站里参加遣侨工作。老人回忆说,那一阵子锦西街上,葫芦岛码头上,几乎看不到别的人,到处都是灰不溜秋的拖家带口的日本人,不论大人孩子都背包摞伞的。虽然愁眉苦脸却也流露几分兴奋神色,小孩子在大街上互相追着玩,等待上船的女人们领着孩子到海边上洗澡冲凉捡贝壳,回家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然而高丽建成却高兴不起来,病入膏肓的他,时刻都在担心等不到上船的那一天。10月19日那天早上,他妻子听到通知船来了,赶快到码头上集合准备上船。这时高丽建成刚从昏迷中醒来,听了这个消息呵呵一乐,想要说句什么却让一口浓痰给憋了回去,片刻时间就咽了气。妻子和小儿子哭得死去活来,同行的日本人都忙着上船,没人理他们。几个当地中国农民实在看不下去,主动上前帮忙,把高丽建成的遗体抬上当地的茨山阳坡。天下起大雨,挖个坑很快注满雨水。帮忙的农民用铁锹一下一下往外淘水,总算把高丽建成入土为安了。高丽建成的妻子不会说中国话,拉着小儿子跪在雨地里,给那几个好心的中国人磕头。
  在大遣返的日子里,令人气愤的事时有发生。大连离休干部陶甄老人,当时在锦州检查站任中尉检查官。他回忆说多数日侨态度很友好,个别日本人则特别凶蛮。有一个叫武部的日本下级军官,在集中营里公开宣讲,日本战败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是由于日本内阁的决策不当。什么苏军出兵东北,美国扔原子弹,在大日本皇军面前统统不在话下。当陶甄等检查官对他进行检查时,他竟然伸出拳头,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20年后我们还回来。陶甄毫不示弱也伸出拳头,语气威严地说,你这是垂死的哀嗥,只要你还敢来,我们照样把你打回去。
  在葫芦岛待运期间,有些日侨由于到满洲来的理想破灭,且又家破人亡前途无望,便采取轻生自杀的方式来了断自己。家住北海道三笠市的佐佐木宗春,就因为在葫芦岛待运期间自杀未成,与葫芦岛人结下一段生死情缘。1943年佐佐木宗春只身搭船来到中国黑龙江省寻找从军多年的丈夫,夫妻俩见了面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分别,以后再也没有重逢。直到遣返回国之前,才得知丈夫被苏军俘获,病死在押往苏联的途中。1946年7月,佐佐木宗春随着大批日侨来到葫芦岛,住在一间简易房里等候上船回国。由于思念丈夫一时心窄,趁人不备跑出去投海自尽,被一位在海边上织补渔网的中国大嫂救了下来。中国大嫂担心她再寻短见,把她领回家里,给她说宽心话,做好吃的,还留她住在家里,想着法子安慰和开导她。中国大嫂一家人的热情关怀,使佐佐木宗春放弃了轻生念头。回到日本以后重新成了家,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1995年,佐佐木宗春把她当年怎样去中国寻夫,怎样想寻死,怎样被中国大嫂救起,以及她回国后怎样成为一代茶道宗师的经历,写成名为《熄不灭的火焰》的自传,受到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奖赏。2001年和2002年,80多岁的佐佐木宗春先后两次来到葫芦岛,寻找当年救助她的中国恩人。年深日久,物是人非,老人家的愿望没能实现。为了表达无可倾诉的感恩心情,佐佐木宗春买了4株成年银杏树,栽植在葫芦岛市龙湾公园里,还立了一块感恩碑。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中华民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当李修业一行登上甲板时,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体起立,向中国将军行九十度鞠躬礼。应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的再三邀请,李修业将军作即兴演讲:“……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如果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
  李修业将军演讲结束,日侨们多数弯腰低头表示认罪,有些人痛哭失声表示忏悔,也有一些人表现冷漠,流露出不服气、不服输的神情。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向李修业将军等致答谢词:“……在这个秋天,我们受到了中国宽大精神的恩惠,我们永远不忘中国的宽仁敦厚和恩爱。归国后必将遵守李将军阁下的训词精神,决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将来的合作而挺身迈进。”讲话结束后,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锦旗一面,感谢状一份。锦旗上写:感谢中国。
  16时16分,风起潮涌,“第一大海丸”鸣笛三声,缓缓离岸。至此,举世瞩目的葫芦岛大遣返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葫芦岛大遣返历时6个月,遣返日侨俘计达1051047人。此期间葫芦岛人作出了巨大奉献。当时入境待运的日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者7天,长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两月,乃至半年不等。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食物全部由当地人民负责供给。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2.5公斤粮食计算,105万人计需262.5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400万公斤。很多人家口粮不足,为了保证日侨安全遣返,他们常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贡献出来。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么品种都有,而他们自己则时常依靠野菜充饥。正是由于葫芦岛人的如此仗义之举,很多归国日侨才把葫芦岛视为他们的再生之地,称葫芦岛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地方。
  责任编辑 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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