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钱玄同其人其事
作者：张家康
字体： 【大 中 小】
最初，文学革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尽管《新青年》主动挑战，而旧派学人却悄无声息，没有摆出接招的架势。这怎么行呢？可是，又怎么才能打破沉闷的局面呢？于是，钱玄同、刘半农双双演出一场“苦肉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装扮成顽固派，放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攻击新文化运动。然后，刘半农再写《复王敬轩书》，对之进行逐条批驳。两封信同时刊于《新青年》。
这下终于捅了马蜂窝，旧式文人纷纷致信声援“王敬轩”，并发泄对新文化的仇恨，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树立是完全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双簧”戏收到了效果，原先的冷清场面驱之而去，所引发的恰恰是钱玄同等所期待的“文学革命之反响”。
这期间，他给陈独秀频繁去信，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言辞尤为激烈，认为陈独秀“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其理由是，汉字创造之初，我们本无所谓学问。只是诸子百家后，汉字才发挥了学术的作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所谓学问，便成了孔丘的一家之说。所谓四库全书，多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书，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账簿”；还有什么“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所以，他说：“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致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他有意发起一个国语运动。1925年，他与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汪怡、林语堂等，共同讨论国语运动的问题。每周他们都要聚餐一次，大家轮流做主席，专谈“国语罗马字”问题。1935年9月，他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他认为，国语运动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它的口号应该是：“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早在1918年，他就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我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做。”他对国人的呼唤呐喊，就是要国人从蒙昧之中惊醒，再也不要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了。他说：
适用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按：指墨子）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之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后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败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如此对“国粹”的批判，眼界之高远，胆略之豪迈，语气之激烈，深深地打动了有志振兴中华的读者的心。有读者投书《新青年》称赞：“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鼓吹学子
1918年，钱玄同与陈大齐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就“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话题，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聪明，便给这个人换了狗眼，于是，从此以后，这个人香臭不分，把粪当做香喷喷的食物来吃。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选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他给陈大齐回信说：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惟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但想就着淘粪坑扬臭气的方面去做，能得“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掩住鼻子逃走”的多几个，那就欢喜不尽了。
他热爱青年，关注青年的教育。1919年，他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提醒全社会都“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帮助青年辨别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热诚地指导青年去迎接新社会。他特别提出教育者的天道人心，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教育青年，而万不可敷衍于“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做那丧失天良的“贼夫人之子”的勾当。
他毕生从事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可他对学生却从不端师道尊严的架子，一直都是春意融融，诲人不倦。他给学生写信，总以“先生”相称，而自己则谦称“弟”，于是，有些学生诧异起来，钱先生怎么称我为“先生”呀，是不是他不认我这个学生了。他知道后，又将“弟”改称为“兄”了。他的学生魏建功回忆，章太炎最后一次来北平时，钱玄同向太炎先生介绍：“这是魏建功，北京大学的同事。”这令魏建功十分感动，他知道，钱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在师传一种美德，那就是不要在学界自立门户，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的引导后人。
钱玄同常说这样的话：“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抱守国粹不放、诋毁文学革命的守旧派中，不仅有老一辈，也有年青的一代。他认为，老的顽固派必然要“拿青年来‘倒悬’”，如此头足倒立，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而悲哀之处在于，你去解救他，“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选”这些无知青年自以为“略读几篇唐宋古文”，便盲目地反对起文学革命。他不免担忧起来，“这班已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他再清楚不过了，青年消沉而又守旧的根子在于，其成长环境充斥着封建主义的毒素。1923年，有本《小说世界》甚为流行，这是本专给“拖辫子和缠小脚的人们消遣消遣”的杂志，他坚决反对青年去阅读这些杂志，因为，这些“消遣”的文章专以描写嫖赌、纳妾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侠客，而反对妇女剪发、生育限制、自由恋爱，专“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给青年的身心和未来造成极深的毒害。事后，他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批评《小说世界》时，曾这样语重心长地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是一定能做的。”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看出是死文字将青年引入冷寂的旧文学的冰窟窿，所以，他在情急之下喊出了“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口号。他可真是呕心沥血，硬是要将鲜灵活跳的青年，引入朝气蓬勃的新文学的康庄大道。他不仅仅是旧文化的破坏者，而且是新文化的创造者。还是在1918年，当他与陈大齐讨论“保护眼珠，换回人眼”时，便着手新教科书的编写。当时，全国小学教科书都是文言文，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上，公推钱玄同为编辑主任，这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他尤为感奋，一年级第一册的国语课本，就是他与马裕藻、陈大齐合编，由徐悲鸿作插图。在他们所选编的教材中，有琅琅上口的民歌、情趣盎然的童话、生动感人的故事，而且，每个字旁都标有注音符号，可谓筚路蓝缕，革故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