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
作者：杜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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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地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许大胡子（因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故毛主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之情，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毛主席嘱托办事，许建国当然要尽心尽力，从这以后他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许建国正在办公之时，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相联系的专线电话。许建国立刻接过电话，只听得罗瑞卿以十分严肃的口吻对许建国说：“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随意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接到这个电话，许建国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以前罗部长打电话来，要么就直接在电话中直接布置任务，要么就是通知他说，有中央首长要来上海，要加强保卫工作。像这样先在电话中通知绝密任务却不说是什么、由罗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当面交代任务，这还是头一次。凭着多年的公安工作的经验，他预感到任务必定是极端重要的机密。
下午，罗瑞卿部长到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急匆匆地拉着许建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厅里，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江青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一直隐瞒。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特务！看到这里，许建国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事情实在严重。”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
30年代在晋察冀时，许建国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曾经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作过调查，但那时上海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很多问题都难以详细地搞清。现在虽有揭露江青历史的匿名信，毛主席又同意调查，但是谁都知道非常棘手：如果这封信揭发出的问题不是事实，那还好说；如果查出的确是事实，那么是据实上报呢，还是隐瞒不报呢？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接这个任务，才能明暂保身。但是许建国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罗瑞卿长吐了一口气，无言地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了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的第六个怨，也是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革遭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外交部造反派就闹腾着夺权。此时罗瑞卿已被定为反党分子，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级干部，外交部长陈毅也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1967年春，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30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一向鄙夷张春桥的为人，所以立刻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气得张口结舌。
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许建国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以江青的个性，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必须早做准备。
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也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他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记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但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只好毁掉了这些资料。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后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待罪行。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旋涡，一些普通人的人性就迷失了，只能按照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参与审查许建国反党案件的人Ａ便是如此。此人原是许建国的老部下，应是最为了解许建国的忠诚，后来是许建国将他要到外交部工作。而当他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之后，面对着昔日极其了解的老领导，却昧着良心，把许建国当做不同戴天的仇人，凶狠地把许建国往死里整。
秉承江青的旨意，在Ａ的主持下，造反派开始对许建国施行车轮式滚动式审讯。
两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建国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九十度，然后Ａ对许建国主审。
Ａ说：“许建国，你为什么要听从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指挥，参与搞江青同志的黑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