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

作者:杜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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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建国:“当时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而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还没有定为反党分子,他要我调查有关江青同志的匿名信,我当然要听从命令,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而且,这件事当时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去年,周总理向我询问此事,我也如实作了回答!”
  A说:“你老实交代,1929年你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之后,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在狱中,他和其他被捕的党员同志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率领着同志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和同志们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出来定性。
  许建国当然不肯承认,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绝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我是在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后,从监狱中救出来的,没有办任何出狱手续。”
  A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还敢狡辩,许建国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你应该知道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诬陷你,你看这是什么!”
  A将一份发黄的报纸甩到桌上,被摁成九十度的许建国看清那是一份1930年的《湖南清乡工报》,上载有《湖南清乡司令部执法处正结案一览表》上第三栏写着杜理卿(注:即后来改名的许建国)3字,旁边注明“朦请自首”4个字。
  许建国马上反问A:“你也曾跟着我干了多年公安保卫工作。你说说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能够作为直接物证吗?‘朦请自首’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我再次重申,我绝没有自首变节行为,这一点同狱的向仲华同志和江华同志都可以证明。”
  A冷笑:“向仲华、江华,告诉你,这两个人中央也定了性,也是叛徒。许建国,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许建国说:“我工作中或许会有错误,但我绝没有罪,你说我是叛徒,这是诬陷。”
  A勃然大怒:“胆大包天,顽固不化。”说完竟然冲过来,一拳接一拳地往许建国的腹部打,边打边狂叫:“你这个老家伙,看来不把你打死,你是不承认了!”A一动手,另两名大汉也跟着动手,不但用拳头,而且还用翻毛大皮鞋猛踢许建国的小腿。
  许建国痛得抱着小腿在地上打滚,血顺着他的嘴角直往下流。但是3名打手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依然打个不停。许建国痛得实在忍受不住,便叫道:“我交代,我交代。”
  3名打手停了下来,得意地望着许建国。许建国擦去嘴角的鲜血,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许建国昏了过去。
  这样的审查一直持续了3个月,但是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折磨,许建国始终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最终江青无可奈何,只好指示将许建国强行定罪。
  
  牢狱之灾
  
  警车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下坡,再上坡,再向右拐。
  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对北京地形的了解,被蒙着双眼的许建国渐渐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把他送到秦域监狱去!他的心不禁一阵凄苦,想不到他这样一个老公安战士,竟然会被关到自己人的监狱来了。
  车停了,许建国被粗鲁地推下来,随即摘去了眼罩。果然,他的眼前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秦域监狱!
  由于许建国身份特殊、罪行特殊,属于重刑严管对象,因此他被单独关押在只有6平方米(长4米,宽1.5米)的牢房里,任何人都不能见。每天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的生活长达7年之久。
  由于长期的迫害,许建国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造反派规定睡觉时只能够面向房门睡觉,许建国将近1米8的身体就只能蜷缩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终被压麻木了。又因为长久不与人接触,不能正常地讲话,致使他的喉咙发哑,险些失声。
  尽管环境是如此恶劣,但是许建国却始终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每天一起来,就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里做自己设计的广播操,并且每天坚持在房间里走500圈。其余的时间便是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自己的冤案迟早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许建国是被秘密关到秦城监狱的,他的夫人方林及几个孩子一直不知道。他们到处打听许建国的消息,但始终毫无音讯。到了1968年底,方林也被迫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几个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村或农村插队。从1967年到1971年,许的家人都没有见过他。1971年9月,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政治空气有所松动。这时方林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
  1972年1月6日,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愤然离开了人世。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仪式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追悼会,之后,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看到已被打倒的外交部长又被毛泽东重新肯定,那么作为外交大使的许建国也应该有希望平反吧,方林的心中油然升起了希望。于是,方林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其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获取了批准,时隔4年多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1年12月,在中央“三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方林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的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左腿还一瘸一瘸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想好的千言万语不禁全忘光了,放声大哭。反而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和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到了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同志的案头,这封信是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看完信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邓小平和许建国从井冈山斗争时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邓小平和卓琳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批准的,许建国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的家人和许建国及家人经常地走动,感情十分深厚。
  当邓小平看到方林的这封信之后,明知许建国是顶着“整江青的黑材料”的非同小可的罪名,还是毅然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7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的复兴医院。
  为这事,江青找到邓小平大吵了一架,但是邓小平没有理睬她。不仅如此,在1975年夏,经过邓小平努力,毛主席同意对那些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的老同志实行安置外地养起来的方法。这样,许建国又和其他的70多位老同志一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北京复兴医院,被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
  
  还我清白
  
  生活的环境在逐步好转,这让许建国及其家人感到高兴。但是许建国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长期的监禁生活,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让他经常整夜整夜的咳嗽,感到气憋胸闷。由于医疗条件差和技术落后,当时没能诊断出来,他已经得了肺癌。
  尽管身体状况如此之差,但许建国依然心系国家,心系人民。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之年,全国水灾、旱灾、地震接连不断,六安地区也是地震警报频繁,形势十分紧张,家家户户在院内、街道路旁搭建防震棚,一有风吹草动就搞得人心惶惶。许建国对这种情况却另有分析,他认为地震就全国而言是有的,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果从政治上观察,可见另外一个问题:江青一伙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乱中整人,乱中夺权。他主张做好干部群众的人心稳定工作,并借六安的历史、当地完好的古塔等古建筑来说明当地的地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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