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孙犁与戏剧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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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间光明戏院看歌剧
1945年冬，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家乡，他一面参加土改工作，一面下乡写作。1946年6月3日晚，他到河间光明戏院观看了歌剧《王秀鸾》，次日凌晨便写了《看过〈王秀鸾〉》的观感文章，发在当年的《晋察冀日报》上。
河间光明戏院坐落在今河间市城内，迄今已有73年的历史。它是1934年由河间城内戈、王、宋、张、韩5户投资，仿照天津共和戏院的样式建成的。戏院建成的当年，首场演出的剧目是京剧《甘露寺》。这个剧院在当年冀中的县城堪称一流。门脸是人造石结构，至今坚实如初。高高匾额上两个斗大方字“光明”，遒劲挺拔，为当年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的得意之作。至今，落款处的“华世奎”3字，仍依稀可辨。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间成了冀中行署所在地，不仅冀中军区一些重要会议常在这里召开，而且冀中的“火线”、“群众”、“前卫”三大剧社也曾先后到光明戏院演出。这天晚上“火线”剧社在这里演出的歌剧《王秀鸾》，由傅铎（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编剧）编剧，写的是冀中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王秀鸾，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自力更生，坚持劳动，改造了贫困的家庭，教育了好吃懒做的婆婆。由于歌剧演出后影响颇广，王秀鸾成为当时社会中一位崭新的人物形象。
孙犁当时坐在光明戏院后楼上看戏，他说，虽然有些唱词听不清，但还“得到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感受”，“我很兴奋”。看戏时，还有段插曲：他的邻座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工人，刚从家乡回来，看过村剧团演的《王秀鸾》，便对“火线”的演出大加评论。他说：“真差劲！要知这样，我不来！”孙犁问：“你看不好？”他道：“不好！我们村演得好！”孙犁问：“你们村演的好在哪里？”他道：“那个王秀鸾，一唱一声一掉泪，啪啪的！”话间，孙犁看了一下台上的王秀鸾，表情虽也难过，但毕竟没有真掉眼泪，便感到邻座这位农民出身的工人的看法是对的。他感慨道：“这说明了群众爱好的问题。”即群众爱好真实，真实到演剧和现实生活难解难分，这样的戏看着才过瘾。
在看戏过程中，孙犁的这位邻座对演出中的浇地、锄地、犁地等表演，时褒时贬，孙犁边倾听边与之交谈。
孙犁说：“该剧是一幅完整的农民历史画，它和观众的生活息息相通。”“从这次演出，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引起对平原艺术创作无限广阔的感受和希望。”
孙犁对戏剧艺术涉猎广泛，不仅京剧、地方戏、歌剧、话剧样样通晓，而且还会唱京剧。20世纪50年代初，由孙犁和诗人李季等组成的文学代表团出国访问时，在国外有时不外出参观，李季就把宾馆的房门一关，召呼同事们说：“请孙犁唱一段京剧！”这时，孙犁自然会唱上几段西皮、二簧。每到这时，孙犁就非常高兴，他说，“在这个代表团里，好像我是唯一能唱京戏的人。……每逢有人让我唱京戏，我就兴奋起来，也随之而激动起来。”
受命写白洋淀抗战京剧剧本
文革中，孙犁同其他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一样，饱受凌辱，蹲过“牛棚”，受到了非人的磨难和不公平的待遇。不过，孙犁自幼参加革命，又是教师出身，所以“解放”较早一些。只是，那时他进不了“革命群众”的行列，处境依然困难，心情也十分抑郁。
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革命样板戏”风行神州大地，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排出的“样板戏”一个接一个，而同是直辖市又号称“京剧码头”的天津，除排了一出河北梆子小戏《渡口》（反映在船上一个小姑娘与暗藏的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外，并无大戏，更无“样板戏”。天津市当局自然感到脸上无光，所以决定抓一出以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为剧情的样板戏。天津原来有一个剧本，但上不去，“推倒重来”的任务就落在了既是著名作家，又熟悉白洋淀抗日斗争生活的孙犁身上。孙犁在《戏的梦》一文中，对写剧本的始末作了详细记述。
1972年春天，孙犁已被“解放”了一些时日，因心情不好，于是他向领导打一报告，要求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被批准后，他一担行囊，回到久别的故乡，寄食在一个堂侄家里。乡亲们庆幸他经过这么大的“运动”安然生还，亲戚间也携篮提壶来问。最初一些日子，他的心里得到不少安慰。孙犁说，他“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
在老家，他的侄子养着两只山羊，需要青草，当年烧柴也缺。于是孙犁每天就背上一个柳条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捡些柴棒。滹沱河是冀中的“母亲河”，东西横贯安平县境内，离东辽城村很近，孙犁自幼就对“母亲河”充满感情。这次他回乡后，有时就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时还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走走。
一天中午，孙犁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他，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他赶紧回去。电话听不清，说是为了什么剧本的事。侄子很紧张，不知大伯出了什么事。孙犁一听是剧本的事，心里就安定下来，对侄子说：“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打个电话去问问吗？”侄子问。孙犁说：“不必了。”
隔了一天，孙犁正送亲戚出来，街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一个人，是孙犁所在单位的组长。组长说接他回天津，参加创作一个京剧剧本。说是各地都有“样板戏”了，天津领导也很着急。市京剧团原有一个写抗日时期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孙犁写过白洋淀，有人就推荐了他。
孙犁没注意去听这些，他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这是命令，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它带有半强制的性质。于是，第二天孙犁就随来人回天津了。
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孙犁，“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你不要出门。”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他传达3次。孙犁只好在办公室呆呆坐着，但首长没有来。
过了两天，市里的女文教书记在市委机关找孙犁谈话。孙犁在延安时，曾与这位女书记做过邻居，彼此都很熟悉，那时这位女书记尚无官职。但这次见面谈话时，二人地位如此悬珠，孙犁“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只是听指示。谈话很简单，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孙犁闻之说道：“我没有写过剧本。”女书记遂问：“那些样板戏，你都看了吗？”孙犁只好支吾以对，不置可否。
一天晚上，孙犁奉命去看那个原有的剧本的彩排。孙犁对京剧是很熟悉的，也是非常内行的，观剧定能说出一二三。可是那晚的演出，刺激了他，整个演出给他的印象是：“两个多小时，在舞台上，我既没有能见到白洋淀当年抗日的情景，也没有听到我所熟悉的京戏。”
孙犁在《戏的梦》一文中感慨道：
这是“京剧革命”的产物。它追求的，好像不是真实地再现历史，也不是忠实地继承京剧的传统，包括唱腔和音乐。它所追求的，是要和样板戏“形似”，即模仿“样板”。它的表现特点为：追求电影场面，采取电影手法，追求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轰小闹、大哭大叫的群众场面。它变单纯的音乐为交响乐队，瓦釜雷鸣。它的唱腔，高亢而凄厉，冗长而无味，缺乏真正的感情。演员完全变成了政治口号的传声筒，因此，主角完全是被动的，矫揉造作的，非常吃力，也非常痛苦的。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使主角声嘶力竭，假如不是青年，她会不终曲而当场晕倒。
戏剧演完，我记不住整个故事的情节，因为它的情节非常支离；也唤不起我有关抗日战争的回忆，因为它所写的抗日战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可以说是不着边际。整个戏锣鼓喧天，枪炮齐鸣，人出人进，乱乱轰轰。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