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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原：诗坛上的“绿林好汉”
作者：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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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人攻陷武汉，正在武汉读初中的绿原匆匆向西逃亡，“像一块敏感的石头，滚进了广大而冷漠的人间，从此开始了紧张而惶恐的流亡生活”。
绿原先是辗转到了鄂西，在一个靠政府“贷金”维持的中学读书，并开始学习写诗。“当年初学写新诗时更多的是模仿艾青的作品。通过广泛的阅读和细致比较”，他“渐渐认识到，满足于在风格上与某名诗人近似，毕竟是误区，只有自觉地建立自己的风格才是惟一出路”。当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一经与他敏感忧伤的心灵碰撞，便演绎成一首首可爱的小诗，虽然它们还不够成熟。
两年后，因受不了学校当局的政治压力，绿原前往重庆，靠在一家钢铁企业做短工而艰难为生。
荆楚之地自古就出文人骚客，湖北黄陂便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古代的《木兰辞》就是从黄陂民间开始传唱开来的。当代著名的诗人就有3位——“水手诗人”曾卓、“玫瑰诗人”彭邦桢和“童话诗人”绿原便都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土特产”。抱憾的是前两位已先后乘鹤西去，目前仅绿原这位跨越了中国现、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诗人健在。
当年，曾卓在重庆和绿原交往的初期，发觉绿原“有时流露出一种沉重的阴郁的情绪，那是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
绿原与曾卓同乡、同龄，同属“七月诗派”，遭遇了同样的政治厄运。后来，又一同问鼎荣获第二届“当代诗魂金奖”。绿原与曾卓是因诗而相识相知的。那是1941年的夏天，以邹荻帆（后为著名诗人，《诗刊》主编）为首的几位诗友，在筹备出一本诗丛刊《诗垦地》。第一期已经编好，即将发排。这时候，邹荻帆又拿来了一首诗《雾季》。曾卓读了以后，觉得眼前一亮。一看署名“绿原”，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新人一出手就能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好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激动得立即向邹荻帆打听作者的情况。邹荻帆说，绿原也是湖北人，在一家工厂当小职员。那首诗临时补进在那一期发表了。随后，他们“在患难与共的磨炼中更为坚实，现在还温暖着老年”……
《诗垦地》这个小小的诗刊曾受到了进步文学青年的关注，并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这诗刊只断断续续地出了6期，终因经费困难与环境所迫而停刊。不过，绿原至今十分怀念这本曾引导自己走上诗坛的小刊物。“那时，邹荻帆在我的幼稚的心目中，正肩负着传递新诗火炬的重任。我当时就感觉到邹荻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几乎就是一见如故的老大哥”。
1941年冬，绿原作为投稿者拿着邹荻帆的亲笔邀请信，参加由邹主编的《诗垦地》发刊座谈会。会后，邹荻帆一再勉励绿原报考他所在的重庆复旦大学，并具体帮绿原准备报考所需的证件。
次年，绿原考进了从上海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他说：“以后在朝夕相处的同学几年中，我和邹荻帆经常共用一盏油灯，埋头各自的新诗创作，互相欣赏对方刚写出来的原稿。读着他的墨迹，与阅读铅印文字相比，往往发现别有一番滋味。当时，邹荻帆还积极为我争取和扩大发表新作的机会，一步步引我进入庄严的诗坛。”当时，曾卓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于是这3个湖北佬诗人走在了一起，比亲兄弟还亲热。
梁宗岱是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游学欧陆，回国后曾在重庆复旦大学执教。绿原回忆说：“我有幸修习过梁先生教授的英国诗歌，他在课堂里背诵华兹华斯的名诗《我们姊妹七个》，那种引人入胜的抑扬顿挫至今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对学生很严格，其实也很随和，常在课余邀请学生到他的寓所开月光晚会，或教我们听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什么的。”
1939年，绿原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投过稿，虽未采用，却得到了胡风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信中指出，绿原的作品“缺乏生活信息”，“从概念出发”，“还没有化成诗”，但“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这封信给了绿原极大鼓舞。
1942年，胡风编辑《七月诗丛》时，主动为绿原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童话》。绿原的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时间他的政治抒情诗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在大后方有相当的影响。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
1944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绿原和邹荻帆一同离开复旦大学，应征为来华参战美军充当译员。因受训期间没有参加“集体入（国民）党”，被分配单位认为“有思想问题”，由“外事局”改调“中美合作所”。绿原没有去报到，从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暗令通缉。面临这个政治危机，绿原东躲西藏，朝不保夕，在胡风的帮助下才平安离开重庆，到川北隐姓埋名，流落到岳池县这个川北小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在这里，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罗惠结为人生长途上的伴侣。
也就是在川北这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在看来是平静的生活当中，绿原经历了思想感情上的一个大的突破。他接连写了好几篇较长的政治抒情诗。后来将这些诗的结集取名为《又是一个起点》。的确，这是他的又一个起点，诗的内容、诗的色彩、诗的风格，都不同于《童话》时期，他不再沉浸于那种带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中，转而正视现实。绿原直接面对现实，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歌声。在《复仇的哲学》、《破坏》、《你是谁》等篇章中，他以奔放的激情，恢宏的气势，通过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语言，控诉了反动派的罪恶，表达了人民“要生存”、“要自由”、“要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渴望，和为此而斗争的决心。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国统区斗争最惨烈的那几年，诗坛上一度出现沉寂的局面，绿原一改早期的浪漫风格，以战斗的姿态直面险峻的现实，如火山般喷发出愤怒的烈焰，写出了一首首气势恢宏的政治抒情诗。诗人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具有强烈震撼力的诗作，当时在大后方的青年中广为流传。
抗战胜利后，1947年的秋天，绿原回到了离别近8年的武汉，借住在亲戚家里以寻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好几个月后，通过考试，进了一个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生活才比较安定下来。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武汉临近的几个县也有游击队的活动。不久，绿原参与了地下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党。
当时，绿原写的诗，大都是发表在曾卓和另一个友人编的《汉口大刚报》（《长江日报》前身）副刊《大江》上。在敌人严密的注视下面，诗的政治倾向当然不可能那么显露，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诗，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还大都是用化名发表的。《到罗马去》、《一个什么在诞生》、《晴》等，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当时的斗争，但却含蓄地、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胜利和解放的信心。那些以平凡的事物为题材的小诗，也都对生活有所挖掘，带给读者一种健康的向上的情趣。
“又一名哥伦布”的莫名其妙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绿原跟随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驻武汉，被武汉市委派到长江日报社负责文艺组的编辑业务。
1953年初，《长江日报》停刊，绿原被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当时，临时住在堂子胡同一个旧式大宅院里，这是隶属中宣部的“毛选英译室”所在地。他回忆说：“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英语专家，如袁可嘉、黄雨石等人，还有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先生，他是英译室的主持人。在认识钱先生以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当然包括早已洛阳纸贵的《围城》。钱先生学养过人，谈锋甚健，富于幽默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为人谦和，没有大学者的架子，路过我的临时宿舍，总要学着我改不掉的湖北腔，随便开几句玩笑，这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绿原没有想到，一场变故突然袭来，将自己推进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