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绿原：诗坛上的“绿林好汉”
作者：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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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年仅33岁的绿原作为“胡风分子”于当年5月14日被停职反省，17日在中南海被隔离。
1956年秋，绿原被送到北京西单安福胡同一个四合院里单身监禁，不意发现同院隔壁左右还关着几个人。全院由一班“便衣”看守着，各个房间都是静悄悄的，“一间有人出门放风或解手，另外几间一律关着不开”。有一次，绿原忽然听见看守们在院内大声呵斥：“把他扣起来！”绿原心想：“扣什么？不是都已经扣起来了么？”他仔细倾听，还有一个声音，沙哑、急促，原来竟是文友、有“天才小说家”之称的路翎。后来，绿原渐渐知道，扣在同一个院子里的还有徐放、谢韬、严望等好几个“胡风分子”。
绿原说：“我们几个人交代完自己的问题之后，在等待处理的漫长期间，基本上以读书、看报、写字打发时光。路翎与别人不同，他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写字，除了吃饭、解手、睡觉，就一直坐在靠墙的桌子旁哼哧着。我在隔壁，初听有点毛骨悚然，久而久之竟觉得，它在那‘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之中似乎又是不可缺少的。”一天，绿原仿佛听到轻微的叩墙声，却不相信是真的，没有作出反应，接着又听见叩了几次，便试着回叩了一次。于是，他们开始了隔不断、割不断的“灵魂的交流”。绿原说，这种叩墙声虽然是没有意义的信号，我们每天却能用以相互“问好、交谈、聊天”。
关单身监禁，没有伴儿说话，一静下来就想家，想妻子，想4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想自己殚精竭虑为共和国的建立歌唱呼号，却遭此横祸。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要想，天长日久，人就会精神失常（同案的胡风、路翎就被逼至精神分裂）。
为了不让自己失常，绿原便硬着头皮拜托看守人员给家里捎信。没想到看守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妻子接信后把平日他买了没有读或没有读完的外语书籍装了一大箱子送来。于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睿语箴言，如一股股精神的甘露，滋润着绿原荒漠般的生活。除了读小说，绿原还凭借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自学德文，仅凭一本英德字典和德英对照读物，如德、英语版的马恩两卷集和多语版《和平民主报》，竟整理出一本自用的德文文法。
在安福胡同，绿原被关押了近4年。1960年8月，绿原等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绿原在被囚于秦城监狱的日子里，以坚强的毅力继续自修德语。连“专政”的实施者也未能料到，一番苦不堪言的改造，竟造就了一个日后的翻译家和著名的外国文学编辑者。长年在孤独中被迫作冷静的思考，加上理论原著的阅读也影响了他的诗作，使绿原的后期诗歌创作体现出深沉有力的思辨穿透力和高度浓缩的精练风格。
《又一名哥伦布》便在此期间创作，“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于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难于接受强加于我的罪名，难于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于忍受孤独的煎熬……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绿原的这种孤苦绝望的心境，也反映在题记所引用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中：“无限空间之永恒沉默使我颤栗。”诗人的诗思穿越500年的中西时空，将自己想像成为20世纪的哥伦布。如同500年前的那个哥伦布一样，他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所不同的是，500年前的哥伦布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显示出一种征服自然力的积极自由境界，而500年后的绿原则被迫走上孤独的长旅；哥伦布有着众多的水手，而他是独自一人；他的“圣玛利亚”不是一条船，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他不是航行在空间的海洋，而是在“永恒的时间的海洋上”，“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运动”，在无边无际的孤寂中，诗人只能凭借想像力来穿透时空，以固执的理想来抵御孤独，反抗绝望。
像7年前被“莫名其妙”地抓进去一样，1962年6月，绿原又被“莫名其妙”地放出来。不过，绿原还是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离开秦城监狱的，回到社会上继续接受“监督改造”，“不准乱说乱动”。
虽然最终以“免于起诉”的名义获释，但面对人事的生疏变化，绿原一时不免茫然自失。这时，邹荻帆第一个约他到北海公园喝茶叙旧，并随口念了两句当时不堪为外人道的的唐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绿原听后，只能莞尔一笑。
不久，绿原由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他回忆：“作为编外人员，看德语文学翻译稿。第一部正式稿件是朱光潜先生译的德国古典作家莱辛的名著《拉奥孔》。朱先生译笔老练，自不待言，但已年迈力衰，仍留下不少照顾不到的误译。我用铅笔在原稿上一一改正后，写了一份请译者斟酌的处理意见，由出版社办公室转送负责推荐出版这部朱译的社科院外文所。该所当时的负责人冯至先生看了那份处理意见，觉得相当中肯，便向出版社打听是谁提的……此后几年来，我经社领导联系，业余为外文所主办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化名刘半九，译过一些德语文艺理论稿，如里普斯、让波尔、海涅、叔本华等人的文论，直到‘文革’爆发为止。”
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绿原的翻译作品层出不穷，但“绿原”这个名字是不能用的，只得署名“刘半九”，一来恢复本姓，以志没有忘本，二来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古训自勉，警示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
“五七战士”炼成“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
但夹着尾巴做人竟也不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绿原的家被查抄，多年收藏的十几捆书被迫作废品处理。1969年中秋，绿原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鄂南咸宁五七干校，编入14连住在向阳湖王家湾。绿原说，下放期间，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于所分配的任务，不惜汗水，全力以赴，似乎别无长处可以称道。刚开始的劳动是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的房子，接着被迫干违反科学规律的事——围湖造田。在这里，绿原作为“牛鬼蛇神”度过了5个难忘的岁月。
因为是“牛鬼蛇神”，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绿原还得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文革”后期，还有人“揭发”他这个“胡风骨干分子”，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指使，通过重审胡风案，“炮打周总理”——这种信口雌黄惊得人有口难辩。绿原说，幸亏单位同事中不缺少头脑清醒的人，自己才没被“再踏上一只脚”、被“批倒批臭”。
“无罪流放”的诗人在此期间写下《但切不要悲伤》（1968）、《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ｎ篇》（1970）、《谢谢你》（1970）、《信仰》（1971）等诗作。对这些流放期间的诗，诗人自白道：“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簿上，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惟其如此，它们作为心迹来说，便更显得真实了。”
惨痛的际遇使诗人的内心在流血，但消沉不属于诗人。与文革的主流诗歌相比，这些个人化的写作更暗合了诗歌的本体性依据。这种独语性质的话语祛除了集体性写作的虚饰和浮泛。请听诗人在“暗夜”的歌唱——“骚乱的白天过去了／你的心在流血／但切不要悲伤／／禁不住泪如泉涌吧／又何妨到野外大哭一场／但切不要悲伤／流血的心是有生命的／像那颗被锯断的老树根一样／但且不要悲伤／……明天照样出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所以切不要悲伤”（《但切不要悲伤》）。
在干校期间，绿原曾向诗友牛汉偷偷背过自己的一首诗《我的一生》：“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在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公开阅读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诗歌的传播更多是借助诗人内心的反复背诵和好友之间的口耳相传。苏联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杰作《安魂曲》，就是通过诗人自己和朋友的记忆与背诵的方式得以存留下来。这首《我的一生》，诗人寻找的只是“平凡”的“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