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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历史遗案澄清始末澄清始末
作者：李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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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四、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些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80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3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得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4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论定，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为代表的是《新华文摘》1991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
而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