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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历史遗案澄清始末澄清始末
作者：李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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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里，湮没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西路军问题的“论定”：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而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基本的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论定”，所以，此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二、20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没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进的。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年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同时，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三、西路军问题历史真相的澄清：中央对西路军问题的重视，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在解决西路军这个历史遗案的过程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史学界也开始关注西路军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20世纪80年代初，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对西路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记载：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上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