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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倚重胡适之谜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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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蒋介石还试图说服胡适继续留任，但胡适坚辞不渝。9月8日行政院国务会议批准了胡适的辞呈。《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那时。胡适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离开华盛顿来到纽约寓所，重新开始他的《水经注》的研究工作。蒋介石并没有忘记这位52岁的“老臣”，就在同意胡适辞职的同时，将聘其出任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信息传递给了胡。但那种“顶着乌纱帽在官场纠缠不清”不是他胡适的行事风格，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己十年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
凭胡适当时的学术名望和国际影响，国内已无人与之比肩，加上暂代北大校长的傅斯年等人的极力推荐，蒋介石定下了决心，1945年9月6日政务院发布了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任命。1946年7月29日，在美国待了8年多的胡适回到北平，开始了他北大校长的生涯。他在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组织学术活动，并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
然而蒋介石还是一心想让他从政。1947年初改组政府，蒋介石欲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在1947年2月6日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了心声：“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但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是最令人讨厌的!”为此，胡适“意甚焦虑”，“数度失眠”。2月22日蒋介石让赴东北视察途经北平的王世杰看望胡适，再次劝胡参政，胡给予拒绝并写信对王世杰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日，蒋介石将胡适从北平请到南京谈话，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因国府委员没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辞，请你一定认真考虑。胡适说，我不愿做大官，只想做谏友。蒋在送胡适出门时关切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回答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着说：“这不是官啊!”3月21日胡适致蒋介石：“北归后始得读公三月五日手示，极感厚意，但反复考量，并曾与北大主要同事商谈，终觉适不应参加国府委员会。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绵力。迫切陈辞，务恳鉴察原宥。”12月16日蒋介石又让王世杰给胡适写信劝说。胡适回信说：“昨所谈事，我深感介公之诚意，当然不敢不细细考虑。但考虑的结果是：我不能担负此使命。”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尊重胡适的意愿，不再强求。
1947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单独宴请胡适，想请他再度出任驻美大使以争取外援，胡适给以婉拒。蒋介石极其看重胡适的才华和能力，为敦促他“出山”可谓不遗余力。
拒绝做“总统候选人”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向胡适转达了蒋先生希望胡先生做总统候选人的意见。胡适婉转地表示了拒绝，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
下午王世杰传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万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31日上午，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与胡适会谈的结果，蒋要王努力促成此事，并再次希望胡适“鼓起勇气。挑下担子”。下午王世杰约周鲠生(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一起与胡适会谈，胡适仍持拒绝态度：“不敢接受。因为我没有自信心。”但这一次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约定晚上再谈。这次谈话。胡适勉强接受了；但当天夜里他的思想“翻江倒海”，一方面感激蒋对自己的信任，一方面深感这总统一职非同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他又反悔了。第二天他找到王世杰，宣布“取消昨日的接受”。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昨夜去看雪艇(王世杰)，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日的接受。”于是蒋介石决定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胡适当时“受宠若惊”，第二天他告诉秘书胡颂平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请蒋先生决定吧’。”
在4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宣读了他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参加第二届总统竞选，宁肯当行政院长，并提议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在日记中说：“——他始终没有说出此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这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不用说，这场闹剧还是以蒋介石的当选而告终。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说明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说：“我的事情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不管蒋介石此举是否出于“诚恳”，抑或“作秀”，但胡适委实不愿接受这份“美意”；坚持他骨子里的“独立地位”，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发表与众不同的“公平话”才是他最希望的。
这年10月底，蒋介石请胡适餐叙，席间，胡适开门见山地提出10条激烈的意见。内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纠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尖锐语言。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为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对于胡适的批评和建言，蒋介石只有频频点头的份儿。
为“蒋公”推荐毛泽东的著作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包围圈。一个学生跑到校长办公室告诉胡适说。延安昨夜广播，劝你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跑，将来他们让你还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平静地笑笑说：“人家信任我吗?他们真要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接胡适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