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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倚重胡适之谜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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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南下。16日胡适抵达南京。17日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说他“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这是他再度想弃文从政。是日晚，蒋氏夫妇在官邸宴请胡适夫妇，祝贺胡适58岁生日。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和敬重，这使得胡适深受感动。有人私下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诤友”胡适受已经“下野”的蒋介石的委托，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再次前往美国活动美援。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5月28日胡适在美国收到蒋介石一封亲笔信：“……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党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然而胡适此次美国之行的游说并不顺利，因为此时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渡江，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美国官方及华侨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前。胡适后来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痛苦，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以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
这段时间胡适的心情灰暗，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但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拉拢胡适的努力。先是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胡适坚辞不受；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他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这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蒋又指使当局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宣传费”，也被胡适悉数退回。胡适在给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信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决不愿就任任何官职。……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随之落空。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胡适为了生计，在美国做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1950年12月17日胡适59岁生日那天，收到蒋介石从台湾寄来的亲笔信，为他祝寿，还要他回台湾，胡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断传来的台湾腐败，使他心灰意冷。
此时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彻底绝望，但又不甘心美国策略在中国的失败，也担心蒋军会卷入朝鲜战争，于是制定了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而代之的计划。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腊斯克约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坚决拒绝。鉴于“蒋公”对自己的“真情礼遇”。他决不干“乘人之危”之事。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如此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5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达4000余字的信，在信中胡适向蒋推荐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让其“仔细研究”，同时指出，“中山先生的联共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而“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因此建议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有效地改革国民党”，而这种改革的首要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触及到蒋的根本利益，但有意思的是，大独裁者蒋介石并没有动怒。反而觉得这个远在美国的“诤臣”仍然“关心党国”。“由他说去”，是蒋介石多年来调整他和胡适关系的法宝。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介石派蒋经国代表他专门到机场迎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演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12月4日，胡适在立法院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是机制，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返美饯行，胡适又抓住机会尖锐地抨击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蒋介石竟然表示“这问题当为戒”。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钟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个钟点，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胡适离开台湾的时候。对前来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坚决反对蒋介石做“连任总统”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布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复电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辞谢，“最近期中恐不能回国。故不敢接受中研院长的重任……予以原谅。”于是蒋介石拨专款并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胡适在台湾修建住宅，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不去台湾的决心终于动摇了，他写信嘱咐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去2500美金，“如有不敷，乞即示知。”
1958年4月初，68岁的胡适离美抵台。蒋经国、陈诚等到机场迎接。此前曾有北京去美国访问的学者给胡适带过话，说毛泽东重新评价了胡适：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并表示欢迎他回大陆。但胡适没有答应，因为建国初期发动过对他的批判，当初留在北京的儿子胡思杜也发表公开信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后因“右派”问题自杀身亡。胡适觉得北京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而台湾方面对他的“厚爱”使他感动。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到会致辞，赞扬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格。”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今日大陆……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胡适在答谢辞中却反驳了蒋介石的这种说法：“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他们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筋里留下许多‘毒素’……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亦有偏私。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胡适只顾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后来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选举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面临又一次重大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第三任“总统”?最终他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此十分不满，就请行政院长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做第三任“总统”，“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的而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胡适对老蒋的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其实蒋介石这次并没打算提出什么“人选”，他连任后，《自由中国》杂志首先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