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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居民逃港潮到港人北上定居潮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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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港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制下去。
延绵30来年的“偷渡”潮，严重影响了广东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了边防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逃港潮”所产生的效应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对于香港而言，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30 年间，数十万的内地非法移民进入香港，成为一支重要的“廉价劳力军”，及时缓解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少偷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 多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三
广东出现的偷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讲到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没有批评谁，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他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这位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民生。
当时，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万港币，相差几乎是100倍！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并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这些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当时,在广东群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有海外关系的群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生活就会比一般群众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1978年7月，刚刚到广东任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视察，就来到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过境买东西，不少人过去了就不再回来。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比，习仲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当天晚上，习仲勋来到了莲塘临时收容站，看到里面关着许多被抓住的偷渡犯，就问其中的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
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边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来，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学习。习仲勋听说此事，就找了20多个正在党校学习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
习仲勋问：“你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
“好在哪?”
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
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怒火万丈，连连责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
文富祥如实答道：“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方苞赶紧插话：“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
习仲勋听了才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四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广东的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不久，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率先向中央提出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经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猖獗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然而，吴南生高兴得太早了。人们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逃港”之风再起，并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次形成高潮。据港府统计，1989年全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为1.5万人，1990年2.7万人，1991年2.5万人，1992年已超过3.5万人，创12年来的最高纪录，而且有逐年逐月上升的趋势。香港警方抓获的偷渡客中，将近六成是到香港打工，而非移民。据说，蛇头们到内地散布谣言，称香港因修建新机场而需要大量劳工，因而使前来“揾银”（赚钱）的偷渡客数量一度直线上升。
虽然有这样的反复，但总的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虽然偷渡现象还存在，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看，都已大大减少。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这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与此相反，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则成为潮流。2006年7月6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表的“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读后令人深思。规划署的调查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多人，2003年为6万多人，而2005年（6月）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调查显示，港人北上定居悄然成为“潮流”。
《大公报》写道：回归前，到内地定居对很多港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而在回归9年后的今天，却成了“趋势”。报道还说，不知不觉间，香港与内地那条长期存在的无形“界线”已经在慢慢淡化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