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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居民逃港潮到港人北上定居潮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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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内地群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3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0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港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偷渡斗争,但效果有限。在一些人看来，“逃港”似乎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情况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内地居民“逃港”事件越来越少，而港人北上定居则悄然成为“潮流”。
一
自1954年后，严重的“逃港”事件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
进入60 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其时逢中英对立的“冷战”时期，香港经济起飞又缺乏大量劳力。因此港英当局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这个政策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助长了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1962 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 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拥入香港。5 月下旬, 边境线重新封锁, 大规模闯关是不行了, 但偷渡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作为话题更是长盛不衰。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偷渡, 谁个成功了, 那个失败了；该怎么准备, 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等等, 总之, 可谈的东西甚多, 而且是半公开地谈, 无所顾忌地谈。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按路线, 则有东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达边界, 翻越铁丝网, 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还有令人恐惧的警犬。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 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 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总之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 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当时对偷渡者打击制裁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就处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离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是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给内地 亲戚寄来的花花绿绿的港钞，回乡探亲带回的大大小小的礼品，却让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内地民众羡慕不已，更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风屡禁不止。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拥向边境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还曾经出现偷渡人员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部队战士,强冲边境等恶性案件。
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 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识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者被港方发现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再通知单位或家属领人。收容劳教的人实在太多了，广州市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岁上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知青，其中还有偷渡七八次的惯犯。当局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关上几天，剃个光头放人。
二
第二次严重的“逃港”时间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 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老百姓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人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从1976 年开始，“逃港”的恶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并于在1978年、1979年达到高潮。
与文革期间相比，此时“逃港”的群体更为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 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成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 名都偷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偷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偷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抢夺边防人员的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偷渡的人。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便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设计日收容量只有600人,东莞樟木头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数最高的一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达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也极为糟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又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陡然增加的既无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偷渡客”，给香港的治安带来诸多麻烦，因此，港英当局也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并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偷渡客就有3.3万多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