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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王”陈济棠兴衰记
作者：章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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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刚经大败，人困马乏，加之后方补给困难，根本不是陈济棠的对手。5月20日，陈济棠部在花县赤泥、白泥一带大败桂军，桂军急向广西方向逃窜。陈济棠又腾出手来将徐景唐部击垮，之后还联手蒋介石派来的李明瑞部和滇军龙云部，全力进击白崇禧、黄绍竑指挥的桂军残部。桂军偷鸡不成反蚀米，粤桂战争成了新桂系失败的继续，其军力一下子就从力盖半个中国的巅峰摔了下来，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威风。当年12月和次年6月，陈济棠两度击败张发奎与新桂系的联军，彻底断了他人染指广东的念头。
陈济棠打击新桂系的动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为了拢住陈，蒋把粤省和粤方所占广西地区的全部税收拨给广东留用，再加上广东原本就是中国的首富地区之一，陈济棠有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实施扩军计划。在全国各路大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蒋介石的打压时，陈济棠不仅毫发未伤，而且军事实力急剧扩张至15万人。陈济棠的15万人马兵精将良，装备又多是他偷偷从欧洲订购的，令其他地方实力派难望其项背。在扩充军力的同时，陈济棠还念念不忘对付与自己明争暗斗多年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他把陈铭枢嫡系的两个师北调山东，巧妙地斩断了陈铭枢的左膀右臂。站稳脚跟后的陈济棠，不仅不把一般的地方实力派放在眼里，就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么当回事。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独霸南方，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抗衡。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为陈济棠登上“南天王”的宝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931年2月28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解除立法院长之职并将其软禁于南京的汤山，史称“胡汉民事件”（也叫“胡案”或“汤山事件”）。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震荡，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或公开反对，或借故辞职，或消极对抗。胡派干将、先前以医治背痈为名返粤的古应芬当即辞去了国民政府文官长一职。接任立法院长的林森也不愿就职，弃职而走。就连与蒋私人关系极深的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惠，也撕毁蒋赠送的5万元支票，远游欧洲，以示不满。
蒋胡之争远在南京，照理与广东的陈济棠关系不大，可一向行事低调、不闻党争的陈济棠却“勇敢”地投入到了这场汹涌的政治风暴中。原来，同是广东人的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恩人，对陈屡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入主广东后，更是将胡汉民和另一位广东籍前辈古应芬作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胡汉民身陷囹圄，陈济棠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在“胡汉民事件”之前，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野心勃勃，一心要制服各方实力派，陈济棠拥兵一方，当然不能放过。作为前期讯号，蒋介石要陈裁减军队、削减军费上交中央财政。视地盘和军队如生命的陈济棠判断蒋介石对粤下手在即，与蒋的“姻缘”眼看就要到头，遂产生了与其到时被动，还不如趁早谋划的念头。情感和现实的因素，促使陈济棠成了反蒋倒蒋的急先锋。
3月4日，古应芬来见陈济棠劝他反蒋，陈济棠当场同意提供巨款支持古联络国民党派各派反蒋势力。为了壮大反蒋阵容，武夫出身的陈济棠还拿出了职业政客的“大度”，打出了一张绝牌：派香翰屏去广西与上年还枪炮相见、水火不容的李宗仁谈判，要求结成粤桂反蒋联合战线。新桂系在粤军的围攻下正穷处一隅，处境艰难，陈济棠的提议犹如沙漠清泉一般令他们欣喜万分。很快，两广之间以及张发奎与陈济棠之间就变得“情好如初”，西南反蒋的军事支柱构建成功。
1931年4月30日，古应芬与萧佛成、邓泽如、林森等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5月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发出响应通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浮出水面。5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陈友仁、唐生智等各派军政领袖抵达广州，在陈济棠的私宅举行会议，商讨筹组新政府的问题。5月27日，作为此次反蒋联盟最高政治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告成立。次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济棠身兼“非常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数职，地位十分显赫。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和两个“国民政府”，政治分裂进入表面化时期，宁粤双方一方面互相攻击、唇枪舌剑，一方面竞相调兵遣将，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陈济棠在取得西南反蒋主导权之后，见自己的权力诉求已经实现，便摆出了盟主姿态，全然不把汪精卫、孙科等人放在眼里，“非常会议”一时间矛盾丛生、倾轧时起。为了保存手中的军事实力，陈济棠还使了个只反蒋不讨蒋的花招。桂军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师讨蒋，陈济棠却故意延迟出动粤军，桂军担心孤军深入，只好停下来观望，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去了香港。9月，粤桂联军击败蒋介石的顾祝同部，攻下衡阳。可仅过了一天，陈济棠就暗中下令粤军全部撤回粤境，迫使桂军也不得不从湖南永州退回广西全州。
陈济棠的拖延战略使得宁粤双方重新恢复最初的僵持对峙状态，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政局及宁粤政局均受到了重大影响。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抗日救亡运动，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强大压力，宁粤开始和解。由于对患得患失、一心保存实力的陈济棠失望透顶，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元老人物纷纷趁机与南京政府和解，离开了广东。西南反蒋的最终战果仅是蒋介石于12月15日暂时下野、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无异于一场闹剧。而陈济棠却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实权，先是逼走政敌陈铭枢，接着又重新分配各派权力，最后还强行收编了广东海、空军，将广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一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南天王”横空出世！
“南天王”治粤
陈济棠与众多军阀一样，对封建迷信的说教情有独钟，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和忠实的迷信邪说信徒，其一生不知上演了多少无聊至极的迷信闹剧。他网罗一大批占卜术士为自己的特殊顾问，凡有关进退去留之大事，悉数要请这些顾问问及天意后方才行事。至今，民间还流传古应芬是用了两块刻有“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和“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的“晋代神砖”，说动陈济棠投身反蒋“大业”的。虽然此事已无从考证，但依陈之为人，古应芬在晓其以理的同时用这招来动其以“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把封建迷信引入政治斗争的地方实力派，却深谙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广东后的陈济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业绩”。
1933年，陈济棠仿照苏联颁行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中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这个经济发展计划以广州市为中心，沿珠江水网及粤汉、广九等铁路向全省延伸，东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岭、南至钦廉。陈济棠还听从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的建议，聘请岭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根据广东土壤、气候及市场等情况拟定了广东蔗糖业的3年计划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6个制糖厂及附设酒精厂，日榨糖7000吨，开创了民国时期广东制糖业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筹集巨资从丹麦引进设备，建成了西村水泥厂，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之后，陈济棠又兴办了一批获利较大的硫酸厂、化肥厂、饮料厂、纺织厂、造船厂等在广东乃至南中国较有名气和成功的工厂企业。在陈济棠的一番经营下，广东的“民营工业”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总资本也从先前的654万元增至15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