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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王”陈济棠兴衰记
作者：章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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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所不同，陈济棠热衷于教育事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从1932年至1934年，陈济棠连续筹措巨资完成了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事宜。1933年，陈济棠又让省政府拨款200余万创办了以古应芬（已于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为名的“勷勤大学”，并于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开课。此外，陈济棠还以筹资、自捐等方式，先后创办了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济棠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请建筑师刘大钧，以2000元大洋聘请研究军事化学的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受陈济棠的礼贤重才感动来粤工作的著名人士还有邹韬奋、张东荪、张君劢、林砺儒等。
陈济棠主粤期间，广州的商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平均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就新开张商店3646间，商业区惠爱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带，扩大到了永汉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东山等地。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银行）有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3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超过了香港。陈济棠还通过举办展销会的时机，组织华侨到广东考察，以便进一步发展贸易，加快市场繁荣。
为了改变城市面貌，陈济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带新建可容纳近10万户的平民住宅，整理、扩宽内巷街道1356条，新修马路50余条，使羊城面貌焕然一新。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成为“陈济棠时代”的大轴之作。广东的公路、铁路以及航运交通，也相继获得了巨大发展。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总长仅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超过山东和江苏，跃居全国第一。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氏3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为了表示对妻子莫秀英的爱意，陈济棠还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长桥码头，命名为“秀英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陈济棠发展广东地方经济，主观上自然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以增强与蒋对抗的实力，同时便于自己聚敛私财，但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广东的建设事业。有学者称，陈济棠为“广东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带来了近代百年未曾有过的建设机遇”。以广州为例，1929—1935年物价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银元购买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广州一举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整个广东也跨进了民国年间的“黄金时代”。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和感动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能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肯定，想必是陈济棠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而邓小平之所以如此评价陈济棠，除了陈氏建设广东的成就，还缘于他对红军的一次特殊贡献。原来，蒋介石于1932年3月重新上台后不久，为了广聚反共力量，任命陈济棠为赣粤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可陈在对付红军的问题上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力量为红军所削弱，另一方面又怕红军被赶跑后，蒋介石可以从江西直击广东。因此，陈济棠重新玩儿起了当年反蒋使的那一招，即不采取任何像样的进攻行动，而是围绕防堵中央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入粤这个目标采取一些军事部署。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败退，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可红军长征要经过蒋介石设下的4道封锁线，其中第二道是以粤军为主构建的，以当时红军的力量与粤军相对抗难以胜算，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恰在这时，陈济棠于1934年9月、10月间电约红军进行军事密谈。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与粤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10月27日，红军开始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军事行动，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明令“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数万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陈济棠的辖区，向西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当然，陈济棠此举并不意味着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红军通过粤北后，他派第二军张达部参加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还4次派部参加围堵。凭借这些“战功”，陈济棠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陈济棠“让路”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并经由邓小平之口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南天王”垮台
陈济棠把广东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轰轰烈烈地干“事业”，蒋介石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只是苦于胡汉民定居广州，有了当年“胡汉民事件”的教训，蒋只能等待更恰当的时机。而陈济棠虽然在地方建设上大笔如椽，但要长久地维持自己“南天王”的独霸局面却有点力不从心。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胡汉民等反蒋元老派的一再施压，方士们“机不可失”的乩语，迫使陈济棠在打破现状反蒋与维持现状之间痛苦地徘徊逡巡。他既不愿冒天下之不韪成为挑起内战的元凶，更不愿放弃“南天王”的宝座。然而，历史并没有给陈济棠留下太多回旋的余地。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与人下棋时突发脑溢血在突然去世。蒋介石见陈济棠的挡风墙没有了，遂派居正、孙科等人以吊唁为名赴穗，要求两广当局交出军权，进一步加强全国的“精诚团结”，取消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正为自己最后一块政治招牌的倾塌而伤心不已，没想到对手调整宁粤关系的速度竟如此神速，惊骇之余，他认定自己除了反蒋已别无选择。
陈济棠同前来吊唁的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商议后，认为蒋的军事重点在消灭西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华北方面日军的侵略也日渐猖狂。此种情势下，南京政府是不会对两广用兵的，即使用兵也不会超过20万的兵力，对西南威胁不大，他们决定再度联手举兵反蒋。然而，陈济棠麾下的将领们赞同此举者寥寥无几，总参谋长缪培南、空军司令黄光锐、宪兵司令利树宗、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陈氏心腹干将更是明确表示反对。可惜的是，将领们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打消陈济棠的念头。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国民政府领导抗日。4日，以陈济棠、白崇禧为首的西南数十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响应西南两机关，并于8日将两广部队向湖南方向开进。这场由陈济棠等人发动的反蒋运动，一出炉就引起了全国震动，成为中外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称“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
蒋介石日夜盘算着端陈济棠的老窝，正苦于师出无名，没想到陈济棠自己跳出来当出头鸟，当即派出陈诚部进驻衡阳，断了两广军队攻长沙、陷武汉的通道，两广陷入出师不利的境地。陈济棠仗着自己手中有陆军5个军20万人、空军9个中队190余架飞机和海军数十艘军艇的强大实力，并没有把蒋的军事行动放在眼里，还于6月22日宣布成立所谓的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然而，陈济棠的军事谋划并不能遮掩其政治谋略上的短视。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反蒋，却只反蒋不抗日，自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另外，陈济棠似乎忘记了自己内部集团先前出现的不同声音，也忘记了不同的声音可以转化为不同的行动，而这恰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