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李耕涛与天津小百花剧团
作者：甄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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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十绝百戏”的过程中，“小百花”挖掘出一大批几近失传的剧目。李耕涛就这些剧目的教学对剧团负责同志说:“量中求质，无量无质。但不可多而不精，应该是先精而后多。”这些剧目经过他逐一审查，从中选出《观阵》、《断桥》、《喜荣归》、《泗州城》等几个小戏，抽调新文艺工作者帮助锤炼加工。在排练《泗州城》时，还按照李耕涛的意见把擅长演这出戏的几位京剧演员请来，与河北梆子演法糅合到一起，重新设计场子和武打。李耕涛还亲自设计了“小蛤蟆智斗哼哈二将”的场面，借以表现以小胜大、敢于斗争的思路。这一台经过反复磨炼的小戏上演后，成为小百花剧团继《荀灌娘》之后又一台代表剧目，不仅当年轰动一时，而且至今久演不衰。
李耕涛对戏曲艺术的规律和原则有深透的研究。他几次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他的见解:“演员上台即归千百人所有。要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演唱，不能随任何个人意志演唱”；“一人之错、一处之错都会影响全局”；“精湛的技术必须与剧情、人物性格相结合，演员离开了人物性格，即失去实际意义，为表演而表演是错误的”；“戏是艺术，但又是智慧;演戏既演功夫又演智慧。只有功夫而无智慧，是傻子”；“演好一个龙套亦非容易，不可等闲视之，红花绿叶相依为美。”他还把这些艺术观点写进他在小百花剧团所作报告30条提要里。在30条提要中，他还明确要求“干部要学业务”；“应年有计划，月有计划，旬有计划，日有要求。行动有计划，人人有计划，按期、按计划指标向每人要账”。
不署名的剧作家
李耕涛市长在指导小百花剧团工作的几年间，一直高度重视剧目的建设。他一手抓紧对传统剧目的继承、改造，一手抓紧编写新剧本。对新剧目创作，他不仅从宏观上指导，更为可贵的是他和编写人员一道酝酿选题、核对史料、讨论结构，甚至亲自动笔，所以，人们说他是不署名的编剧。那些年，他参与编写的剧本有《荀灌娘》、《梅降雪》、《兰陵王》、《五彩轿》、《桃花源》等，其中尤以《荀灌娘》最为突出。
还是在筹划创建小百花剧团的时候，李耕涛就提议编写一台新戏，建团时演出。题材尚未确定，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列举了几位少年有为的历史人物，借以提倡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毛主席的讲话启发了耕涛同志的灵感，他从《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选出晋朝13岁少女荀灌缒城搬兵平息叛乱的故事，遂即商定以此为内容编一出历史剧。编写任务先是交给名票出身的戏剧家王庾生去完成。荀灌娘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曾有人表现过，最初有清人杨潮观的《荀灌娘围城救父》。后有荀慧生京剧本《荀灌娘》。王庾生接受任务后，较多地沿着前人的思路，在智勇孝烈方面作文章，重点表现的是荀灌贤淑、孝顺、沉着、勇敢的精神侧面。李耕涛看了初稿，认为没有脱离孝子贤妇救父脱险的窠臼。随后，他抽调梆子剧院内外的编剧力量组成创作组，集体结构，责成贾杜、王韧和崔玉琮执笔，李耕涛直接指挥。在他主持下，确定这出戏歌颂荀灌娘为民除害，为国分忧，在大敌当前毅然突围搬兵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而体现少年有为的主题。在编写中间，李耕涛多次和创作人员一起通宵达旦地讨论提纲、结构、故事，他常以创作集体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就某个细节、某段唱词展开争论。那时正处于“大跃进”的形势下，李耕涛的政府工作相当繁忙，晚上回到家还经常为剧本的写作夜不成眠。有时半夜突然想起一个细节或几句自认为理想的唱词，他会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到梆子剧院，从家属宿舍把创作组成员找来，一起推敲，往往直到晨曦微露。
经过集思广益的《荀灌娘》，终于在1958年7月1日的天津市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7周年文艺晚会上露演。这出戏上演后虽然听到不少的赞扬声，李耕涛的态度却很冷静。他对编导人员说，群众欢迎，是人家看演员们小，不容易，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我们的戏还存在不少问题，立到舞台上才看得更清楚。他要求剧团同志多方面征求意见，然后集中归纳，再从头至尾改一次。按照这个思路，《荀灌娘》，又重新加工了8个月。重排后的这出戏，文武并重，在“突围脱险”、“大败杜曾”等场，大胆借用了杂技里的轴棍功、体操里的360度转体，甚至在武打场面还借鉴了波兰杂技团的踏板出场。剧中尝试了多声部合唱、伴唱、轮唱，舞台上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灯光、布景技术。这些表演技巧和舞台技术，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微不足道，然而在50年前的戏曲舞台上，确实是罕见的。在浸透着李耕涛心血的新戏《荀灌娘》里，体现出他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喜新求变的艺术观。后来，这出新戏成为小百花剧团的代表性剧目，并造成小百花剧团乃至河北梆子剧种的黄金时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这出戏给予了肯定，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全国影响广泛的名剧之一。1959年10月，小百花剧团奉调进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首都各大报刊发表了多篇名人文章，对小百花剧团和新戏《荀灌娘》大加褒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进京献礼演出总结大会上，表扬天津“培养出个‘小百花’，解决了河北梆子后继乏人的问题。天津市委做了一件大好事，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有实无名的团长
1960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为了鼓舞人民群众战胜困难，安排好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天津市委在北戴河召集的书记处会议上，确定市里负责人分别联系一个剧团，以便把天津的戏剧事业搞得更热火朝天。会上确定小百花剧团仍由书记处书记、市长李耕涛负责。
李耕涛在指导小百花剧团工作的日子里，正如他经常对剧团干部要求的那样，不抓则罢，要抓就必须抓紧、抓实，抓出个名堂来。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凡关系“小百花”命运的大事，他事事过问，甚至亲自跑到食堂去看看学员们的饭菜有没有滋味，能不能吃饱。难怪李先念副总理称他是小百花剧团有实无名的团长呢!
1959年，李耕涛在“小百花”全体大会上说:“孔夫子三千大弟子，出了七十二大贤人。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比孔夫子高明，河北梆子剧院五百名弟子，能不能出七十二贤人?将来分配到各地的梆子团，来个桃李满天下。”他所谓的贤人，是上台能演戏，下台会写文章，每个演员都要成为“一懂(懂音乐)四会(会唱、念、做、打)”的全面人才。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他主张“把全市喜爱戏剧的、有些特长的、有经验的、有学识的老先生吸收进来，聘请他们做教授”；“成立导演组，灯光组，还应有人研究台步、水袖、扇子、手势”。除了艺术教学外，他还把几位文化修养精深的老者请到剧团来，担任文化教员，给学生们讲授文学、历史。他要求梆子剧院“做出10年规划，其中把提高文化水平一项具体地做出来。10年以内，小百花的演员有些人一定要达到大学水平。”他主张选送一部分学员到大学里去深造，几年后成为精通范文澜《中国通史》、有一定社会知识、擅长琴棋书画的艺术家。按照李耕涛的意见，每间学员宿舍都配备有二胡、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请来老师教乐器、讲乐理、教发声；给每位学员发大仿本和笔墨，由文化教员督促练大字；《唐诗三百首》人手一册，还多次举办全团背诗比赛；他鼓励学员们写日记，写看戏心得体会，号召有阅读能力的学员读《红楼梦》，他说，这部书写了100多个女子，一个人一种性格，看一看对演好人物有帮助。
李耕涛鼓励成名成家和个人奋斗。他说:“出名有什么不好?梅兰芳19岁就出了名，你们能不能在25岁之前出名?”他还说:“过去京剧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今天我们就不能出梆子四大名演员吗?”当年有人向他反映个别演员只专不红，是个人主义思想作怪。李耕涛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能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是贡献，不是个人主义。演员不钻研业务，到剧团里来干什么?我们要鼓励刻苦上进的人，不能鼓励混日子的人。”还有一次，他对负责共青团工作的行政干部说:“我们不能搞空头政治。剧团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不是培养政治家的地方。要当政治家，去上马列学院。”李耕涛多次对剧院的编导人员说:“一个剧团总得有几个在社会上叫得响的演员，没有尖子演员，剧团产生不了号召力。有了尖子演员，还得有人在报纸上、电台里给他们做宣传，许多名演员要是当初没人捧，他们红不了。”他希望剧团里搞写作的人要为名演员服务，为他们编戏、写文章，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