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回忆审讯“胡风分子”罗洛
作者：王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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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胡风希望这几个人，能够帮他做一些工作，这个工作一共包括4个方面，一是帮他查找何其芳等人批评自己文章时所引用的论点；二是希望从何其芳等人当时的原文中将每一个论点分条写出来；三是提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以及苏联现代的文艺理论的一些参考材料，以及一些论点的出处、页码等；四是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在1953年所发表的批评胡风文章所引用理论的出处。
这同样是在为那封30万言书做准备的信。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胡风将一些具体的工作和任务都布置得如此的详细，罗洛被认为是“胡风分子”，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罗洛的罪名除了与胡风的通信之外，还有就是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之间的来往，证据确凿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些信件。
据查，在这些来信中，罗洛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之间交往的信件最多。后来被认为有“问题”的，其中有一封信是阿垅由天津寄给罗洛的信。信中说：
你，如果能够到雪苇那里，极好。这个人，虽然我接触得不多，在延安曾经接近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严肃的人物，到他那里，工作和别的，都有更大的益处的。看样子，飞兄，元化，调到那里，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决心和魄力的表现的。
这是一封普通的私人之间有关工作调动的信件，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封信里，阿垅从朋友的角度出发，同意罗洛到刘雪苇担任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并同时举出其他几位想到这家出版社工作的人员的情况。这里的“飞兄、元化”就是指的罗飞和王元化。
公安局在查获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同事王良同志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敌情”来，就将其放在了一边。
谁知这封信后来却被送到了公安部，经有关机关拿去一分析，问题可就严重了。
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有关机关认为“阿垅在这封信里竭力赞美刘雪苇，说明他和刘雪苇早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关系。阿垅认为罗洛、罗飞、王元化等能调到刘雪苇所主持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果真是这样，胡风集团霸占了这个出版社后，就以此为据点进行了许多反革命的活动”。
经有关机关这么一分析，一封极平常的信件，一下子就变得严重起来。
谁知事情凑巧，就在查获上一封信不久，又搜查出了阿垅于1951年8月16日由天津寄给罗洛的一封信。这封信中说：
现在是得帮助雪苇，把上海打一个基础，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这样开始；所以，不能轻易地，似乎有了发表机会，就随感地写，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特别不能使雪苇因之受到不能工作之苦，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虽然上一封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封信却无人有异议了。我和王良等人也不便再说话。
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正好说明了他们对前一封信分析的正确性，说明罗洛的确是钻进这家出版社来的“胡风分子”。理由就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在这封信里教他要先占稳脚跟，支持刘雪苇这个“胡风分子”的工作，不要轻易“放枪”，这些都是胡风集团的暗号。
事情到此还未完，对于罗洛是否可定为“胡风分子”，有关机关认为还有信件可以证明。这封信同样是阿垅从天津寄出的，阿垅在信中谈了前一封中所谈到的同一个问题：
所以，要帮助雪苇。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是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雪苇，是这样才有利益于新时代底胚芽。
尽管负责审讯罗洛的我的战友王良，无法从搜获的罗洛的大量信件中发现“敌情”，但这种“敌情”还是被有关的机关给发现了，同时一封一封地加以说明，我们公安机关的几个办案人员被认为是“思想跟不上形势”。
阿垅给罗洛的这几封信，后来被《人民日报》的编者提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此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备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事情已被说到如此的高度也就够了吧，可是令我们这些具体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分析还没有完。
还能将那些信件分析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更离奇更深刻的内容还在后头。
此时对于罗洛案情的分析，已经完全跳出了王良和我开始时的认识水平，我们只能恨自己是拿着枪杆子从炮火中过来的人，阶级觉悟和分析水平都不如那些握笔的“秀才”。
在阿垅写给罗洛的信中，有两封末尾没有注明年代的，一封是5月23日，另一封是7月31日，同样都是从天津邮出。
在第一封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好的，让人们疯狂，从疯狂里灭亡。
在第二封信里阿垅写道：
这也好，坟是愈挖愈深的，台是愈搭愈高的；那么，如果一面是深坟而另一面是高台，跌下来时就呜呼完蛋了。
阿垅写这两封信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针对的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些当时与之有着不同观点的文艺界领导，当时并未审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来。随着阿垅的去世，这些都已不得而知。我作为“胡风专案”一名办案人员，认为这可能是阿垅等人对当时文艺界个别领导人的做法有看法，因此在这些私人交往的信件中，用了一些比较刻薄的语言。只要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胸怀坦白，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谈话，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事情。
可是，正是这样的几封信，几句话，不但给阿垅同时也给罗洛引来了不必要的灾难。这两封信中如此简短的两句话，使得两个通信的年轻人一下子便成了敌人。
在分析时，这几句话被说成是“胡风集团疯狂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灭亡”。
《人民日报》编者认为：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不是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莫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甚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在这里，罗洛成了一名“蒋介石王朝的死硬分子”。
三
根据中共中央和公安部的有关指示，为了弄清罗洛这个“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历史背景，我奉命前往成都，对罗洛在解放前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审了与此相关的人员。
当我赶到成都时，才发现因为罗洛的问题，在四川被牵连的人已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