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回忆审讯“胡风分子”罗洛
作者：王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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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胡风分子”刘雪苇担任社长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公安部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在1955年的五六月份，我们先后在这个“据点”里拘捕了张中晓、何满子、王元化等7名“胡风分子”，罗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
此时罗洛只有26岁，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青年，清秀的面容带着十足的书生气，他与女友杨友梅正处在热恋之中。
杨友梅与罗洛的相恋，主要是通过“诗为媒”的。
年轻的罗洛很有才气，不但精通英、法、德、俄4种语言，同时还在全国的一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这使同样热爱诗歌的杨友梅十分倾慕，他们在相互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
罗洛的突然被捕，犹如晴天响起的一声霹雳。
开始，杨友梅被眼前的事情惊呆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着的人竟然是一个“胡风分子”，是一个“反革命”！她无法面对眼前的事实。当时的年轻女子，在新社会的阳光下，谁不要求进步，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和家庭——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受压迫、受剥削妇女的一个共同心声。
如果与罗洛继续恋爱，杨友梅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些好心的人们都来相劝，希望她能与罗洛划清界限，并另外给她介绍对象。
年轻的姑娘杨友梅被无情地推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杨友梅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她简直不相信罗洛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
早在解放前，罗洛就是一个进步的青年学生，在成都读书的时候，是当地学生会的负责人，发起成立进步的读书会，积极组织学生反对国民党统治，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建国后，当年读书会的同学，很多都成了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罗洛也同时写了大量歌颂新中国、新时代的好诗，这样的人能是一个“反革命”吗？
杨友梅对此不可理解。
可是，“反革命分子”在脸上又没有刻字，谁又能够分得清呢？罗洛的案子却是“上面”定了的，“上面”能出错吗？
到底应该相信淮？
杨友梅最后终于作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抉择，她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对于罗洛的了解，相信自己深爱着的人不是“反革命”。
在全国上下清查“胡风分子”的狂热运动中，作为一个未婚的女子作出如此的抉择，那是需要胆量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胆量。因为这样的抉择不仅是今后家庭的牵连，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政治的牵连。
杨友梅在罗洛被捕后不久，在人们的劝告声中，她大胆坦言了自己与罗洛的爱情。
她爱罗洛，希望在困难的时候能为监狱里的心上人送去一份精神的安慰。
杨友梅的举动让人们感到震惊，说她“怎么能同‘老虎’在一起呢”？
可是，倔强的杨友梅不相信罗洛是“吃人的老虎”，她顶着各种压力，等待着罗洛回来。
我曾为罗洛的案子，前往成都调查和审讯过相关人员，对于这一点，我在本文的后面将专门讲到。
罗洛的案子一直拖到1956年底，专案组才作了最后的结论，以“证据不足”将其释放出狱——这在与胡风一案有牵连的人员中，解决得算是最快的了。
杨友梅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她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迎接自己的恋人归来。
1958年5月，杨友梅与罗洛结婚了。
可是，生活却是如此折磨着这一对相亲相爱的伴侣。就在他们结婚不久，上海开展了支援边疆的活动。
说是“支援边疆”，实际上是将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用一个好听的名词“输送”出上海，因为上面有指示，要将社会主义的大上海搞得如同玻璃一样的没有一点“灰尘”。由于罗洛的原因，这一对夫妻被送往遥远的青海。
杨友梅没有后悔，她跟着罗洛来到了高原，在雪山冰峰的寒冷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二
罗洛被定为“胡风分子”，一个原因是他与张中晓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都是由胡风介绍给刘雪苇，然后通过刘雪苇调到胡风集团的“据点”——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这就说明他与胡风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所有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人员的主要原因，就是罗洛与胡风及其集团的成员之间有通信来往。
据公安机关查获的大量信件中，除了罗洛与杨友梅的情书之外，还有极少的几封胡风给新文艺出版社几个“胡风分子”，其中也包括给罗洛的通信。
1953年10月12日，胡风由北京寄有一封信给罗洛和张中晓：
我想，怕事，为自己，……这就弄到屈服和牺牲别人，但为了向上爬，似乎还不至于。所以，似应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必要的斗争非做不可，但也是为了争取。尽可能接近,说服,必要时拆穿,但也是为了争取。争取做一些工作，出主意，提意见，耐心地去“帮助”他，也是为了争取。从现在的情况看，当然不能信任，但也不能完全不信任。
这封信是罗洛构成“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关部门认为，首先，这封信是写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也就是说，在胡风的眼里，罗洛与张中晓都是同样可以值得信任的。而张中晓，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过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的，是一个被“钦定”的“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既然张中晓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与之共同收到此信的罗洛，自然与他们是有着某种思想或组织上的联系的。
在研究此信时，我们与有关的宣传机关也存在着一些分歧，认为这不能作为罗洛就是“胡风分子 ”的证据，只能说明他与胡风之间存在着某种私人之间的交往，以及部分思想上的认同，可以通过人民内部帮助教育的方法得以解决，不能通通都划到了敌人方面去。
有关宣传机关则认为，“这封信里所说的‘怕事，为自己……’等等，就是说的胡风分子之一的王元化，王元化在检讨了他的错误思想以后，胡风指挥另两个胡风集团分子罗洛、张中晓包围他，‘争取’他继续为胡风集团服务。‘他’即指王元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必要时拆穿’这一句。这个王元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尾巴给抓在胡风们手里，所以他们企图用以恐赫他，使他不敢脱离胡风集团。同时，胡风也很怕王元化脱离，于他们不利，故想各种办法争取他。”
公安机关只是奉命办案，注重的是事实。罗洛这样一批被内定为“胡风分子”的人，原是属于宣传机关管理的，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也有宣传机关的人员参加，他们的分析当然在办案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更何况这样的“分析”还可以通过宣传机关掌握的报纸给以公布呢！
胡风的这封信，自然使罗洛难脱“罪责”。
如果说这封信通过有关机关的分析，“奠定”了罗洛成为“胡风分子”的基础的话，那么胡风在开始着手写那封30万言书之前，于1954年3月26日由北京寄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信，也就使这个“基础”更加牢固了。
胡风在这封信里告诉罗洛和张中晓，他正在“弄材料”，准备向中共中央写一个“报告”，反映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期望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及时的解决。
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是胡风向他的同党互通信息，并告诉罗洛等人，“他正在看一些批评他的反动‘理论’的文章。胡风在这信中咒骂批评过他的人”。
同样是这封信里，胡风让罗洛和张中晓帮助他收集一些材料，就是新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出了一些什么书，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并要求他们给开列一张简单的表给以说明。
这当然是在为胡风的30言书准备和提供写作素材的。
虽然后来经我们公安机关查实，罗洛当时根本就没有为此提供什么材料，但有关机关在分析时仍认为，这是“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这还不算，1954年4月5日胡风再次从北京邮有一封信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和耿庸，又一次的牵连到了罗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