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 第二章(3)
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畔上嚎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傢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成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脚指甲是光滑的一块还是不规则的两半,原谅小说家,他没有脱下他们的鞋子去看,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或者说,无关宏旨。
那三孔窑洞坐落在一架大山伸向川道的一条山腿上。有一条劳动时踏出的小路,顺着山腿,蜿蜿蜒蜒,一直通向山顶。窑洞在村子的南头。经年经月的烟熏火燎,窑洞的墙壁已经变得乌黑。窑洞前边是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叫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陕北女人端着簸箕站在那里唱情歌的地方。畔上有一面砬子,一个不大的羊栅,靠近坡洼边还有几畦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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