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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 第四章(5)
四十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几年杨作新上学，家里的一点积蓄已经告罄，现在仅仅能维持着不饿肚子的生活。可是不出这聘礼又不行，咋办？想要告借，没个借处，想要去抢，没那个胆量，想要去偷，又舍不下身子，杨干大圪蹴在畔上，唉声叹气一阵，最后不得不把目光盯在杨蛾子身上。
“家里对蛾子欠得太多！”杨干妈说。家里尤其是杨干大，从没把这个女孩儿当个人儿，好像她是风吹大的，雨打大的。那一年有了杨作新，杨干大专门背了一背狼牙刺硬柴，送到镇上药铺，央药铺先生给孩子起了个“杨作新”的大名。到了蛾子手里，孩子一岁了，还没有名字。“你倒是到镇上跑一趟呀!”杨干妈说男人。杨干大这时正在吃饭，米汤碗里，扑扇扇落下个麦蛾儿，杨干大信手把蛾子挑出来，说道：“女娃娃家，好赖有个叫上的，就行了，这孩子，就叫她‘蛾子’吧！”杨蛾子的大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心疼归心疼，杨家要过四十块大洋这个门槛，还得靠杨蛾子了。杨干大和杨干妈，窃窃私语了几天，于是找来了媒人，在远处一个村子里，草草地为蛾子定了一门亲，说好等杨蛾子十三岁完灯②以后，再过门。杨蛾子的四十块聘礼一到，红封拆也没拆，杨干大就打发媒人，给后庄送去。聘礼到了，这门亲事算正式定了下来，后庄那边，收拾停当，只等吴儿堡这边选个良辰吉日，花轿抬人了。
这一切杨作新都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时的杨作新，心高气盛，一抹心思，只想效仿杜先生，念完初小，再念高小，高小完了上中学，中学完了上大学，“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此物为大用”，这些古人今人的句子，总不时盘桓在脑际。
这一天，前庄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杨作新揣了一份盖着杜先生私章的毕业文凭，兴冲冲回到家里，双手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自然欢喜。也许是为了喜上加喜，父亲杨干大这时将自己这些天的操劳婚事，和盘托出，并且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一切都由爹娘操办着，唾手可得，不像他那一阵，爹娘早死，一切都得自己操办。杨作新听了，吃了一惊，年纪这么小就结婚，同学们见了，一定笑话，那杜先生说不定也会笑话他的，于是使起性子来，说他不要媳妇。杨干大本来正美滋滋地准备听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想不到儿子这样不识抬举，热脸碰上了个冷屁股，真可怜了父母的一片苦心了。杨干大登时恼了，弯腰从脚上取下鞋子，冲着杨作新的屁股，狠狠地打起来。
按照常规，老子打儿子，儿子抬腿一跑了事，可是杨作新是个犟板筋，任杨干大的鞋底砰砰啪啪地打着屁股，他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并且嘴里还不停点儿地念叨着“我不要媳妇，我要上学”之类的话。从山上挖小蒜回来的杨蛾子，看到这阵势，吓哭了。她去拉父亲，于是父亲在打杨作新的同时，也给了她两鞋底。她见父亲这回是动了真怒，赶紧跑进窑里喊妈妈去。杨干妈从窑里出来，数落了儿子两句，要他给父亲回话。接着又说男人：今天是儿子高兴的日子，如今是民国了，不兴科举，要么，儿子的这张文凭在手，该是个秀才，喜都喜不过来，还打他。
杨作新见惊动了母亲，又见父亲像被人刨了祖坟一样气急败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低下头来，张口叫一声“大”，算是认错。杨干大身上早没有劲儿了，有了这个台阶，也就就坡下驴，把鞋往地上一扔，趿在脚上，然后蹲在畔上，抽他的闷烟去了。
婚事还得进行，而且事不宜迟；定了亲不结婚，逢年过节，便还要破费，带着像样的礼品去看丈人。所以杨作新回家以后，不多日子，杨干大便给他把婚完了。正如那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送大钱四月里迎。一顶花轿，伴着吹鼓手凄凉的唢呐声，灯草儿嫁到了吴儿堡。
如果杨作新坚决抗婚，这桩婚事说不定就此吹了。可是在挨打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三件事使杨作新的口气有了松动，或者说勉强地承认了这桩婚事。一件事是，杨作新去前庄小学杜先生那里，谈这件事情，讨主意，进了窑门，却见一个小脚的老妈妈，在杜先生窑里待着。开始，杨作新以为这是杜先生的母亲，看看不像，一问，才知道是杜师母，也就是杜先生的妻子。杜先生也是十三上结的婚，家里为他找了个大姑娘，为的是“女大三，抱金砖”。“糟糠之妻不下堂”，杜先生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许多年了，这次，妻子惦念丈夫，专程骑毛驴从肤施城赶来看他。这事让杨作新开了眼界，知道凡事不可强求，该凑合的时候就得凑合，于是躬身给杜师母道了声“安宁”，打道回府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杨作新和杨干大之间，在“上学”与“结婚”这两宗事上，彼此都做出了些妥协。也就是说，只要杨作新结婚，父亲就同意他去县城上学，只是，家中已经空空如也，这学费问题，无从解决。在学费问题上，是杜先生慷慨解囊的，他表示一切学杂费用，由他担承，这样，杨干大也就无话可说了。第三件事情最令杨作新动情。他这时候知道了父亲已经送出了四十块钱聘礼，而这四十块钱，是将杨蛾子许配给人家，换回来的。听到这话，一时间他无地自容，不由得掉下几滴眼泪来。看到天真烂漫的妹妹，还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正在窑外快乐地玩耍时，他痛苦地感到自己对不起妹妹。按照乡下约定俗成的规程，如果男方拒婚，那么这聘礼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全归了女方，而且乡下人还要指脊梁骨，说男方这家仗着有钱，欺侮人家女孩儿，坏人家的名声。如果女方提出退婚，那么一个子儿不少，得吐出来。这叫道理。知道了这一切，杨作新才明白，父亲那一天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罢罢罢，”他说，“办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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