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 第十三章(6)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①，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①。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

原来这死难的陕北红军一部，正是当年后九天杨作新收编的那支武装。消息传到肤施城，杨作新听了，不免发几句牢骚。杨作新这些年在陕北各地奔波，军队里或者地方上，都有不少熟人。那些有情绪的人，到了肤施城，不免要到杨作新的家里去，发泄不满情绪。而不知好歹的杨作新，自命根基稳固，听了这些话，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表示同情。久而久之，杨宅以及杨作新本人便引起了当时已经成立的边区保安处的注意。乌云已经笼罩在杨作新头上了，可惜他还不知道。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美髯公周恩来，应张杨二将军之约，前往西安议事。于是他乘了一辆爱国华侨陈嘉赓先生赠送的旧卡车，携带张云逸将军并副官陈友才等人，离了肤施，前往西安。行至距肤施城五十华里的大劳山时，突然遇到一群土匪袭击。土匪明确的目标是周恩来。副官陈友才和几个警卫员冒死相救，全被打死在卡车前，周恩来、张云逸钻入大劳山丛林，得以逃脱。按说，山林是土匪的天下，纵然周恩来腿快，也如何得以逃脱？原来事有凑巧，那天副官陈友才的上衣口袋里，恰好装着周恩来的一张名片，土匪来到路上，从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名片，断定这就是周恩来本人了，于是不再追赶，重新缩回了山林。周恩来脱险后，找到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骑兵部队，被护送回到肤施，不提。

这桩周恩来劳山遇险案，当时在肤施城里，引起极大震动。事情后来虽然查清了，是一帮政治土匪所为，而骨干分子，就是被红军赶出城的当初肤施城中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但是在当时，边区保安处立案侦查以后，却把杨督学作为主要怀疑对象。个中原因，当然是杨作新当年在后九天时，曾经与陕北地面各路土匪，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同时查出，那支红军崖遇难的部队，竟是当年后九天改编过来的武装，诸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决定对他下手。只是杨作新是陕北同志，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先没有动他，只是等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