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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
摘 要：在当代文学史中的身体叙事有着自身发展的脉络，反映着身体的社会功能乃至身体观念变迁。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该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制约，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书写脱离了”民族”、”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理性”、”启蒙”等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与表现女性的私人经验，特别是性经验，其身体描写带有强烈的唯美色彩。所谓的”身体写作”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类小说为”精神”留下了些许位置，但其真诚体现在哪里，令人怀疑，因为作者毕竟是在消费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重语境中写作，精神越肉体的同时在场往往是她们采取的策略。至于木子美的《遗情书》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尽管仍然可以用一种现代的自我意识与现代个人主义的范畴对之加以理解。
关健词：身体叙事；变迁；文化意味
目前文坛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木子美等人的身体写作”，至多也就上溯到陈染、林白等私人化写作以及棉棉、卫慧等所谓的”宝贝作家”。但是，我们必须把木子美放在文学史中身体叙事的发展脉络里，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身体的社会功能、身体观念变迁的脉络里，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把握。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文学与文化，没有身体的写作，甚至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我们当然更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审美活动比之于其他活动更具有身体性/切身性/贴身性，更身体化。即使是对于身体没有任何描写的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的征候，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在场(creativeabsence)，一种有意味的缺席。我们应该谈论或值得谈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脱离身体的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及文学是如何处理与呈现身体的，事实上，身体在文学中的不在场本身也是处理特定的文化处理身体的特定方式。因而，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我以为，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学身体学”研究的魅力。
一、灵与肉的分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在当时的标准看来，这部小说的身体描写(性描写)是非常大胆而出格的，它因此而遭到非议另一方面，以今天的眼光看，该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受到启蒙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制约，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对于身体(人的感性欲望)的控制，以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禁欲主义，但是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启蒙主义与民族振兴。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启蒙主义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不有限度地肯定以身体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但是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主义与90年代以降的张扬身体欲望的消费主义依然存在根本差别。首先，前者依然从属于生产性伦理而不是消费性伦理，依然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中思考身体，而且认为理性、灵魂高于感性与肉体；其次，启蒙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运动)依然是群体性的思潮，它依然把关于身体与日常生活的思考纳入国家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而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消费主义话语。刘小枫曾经指出：”启蒙意识形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性。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是最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身体。”[1](P94)显然，80年代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属于这样的一种启蒙主义与进步主义，它依然强调”献身”，虽然献身的对象发生了微妙变化。
显然，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基本上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书写身体与性的，它对于身体与性的思考紧密地联系于对于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思考，从而带有明显的双重特征：在解放身体的同时又强调献身精神。小说一方面批判”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与思想改造，认为它导致男主人公章永磷的阳痿；但是当章永磷一旦恢复性功能，却又急于要与身体告别，与帮助他恢复性功能的黄香久———原始的人性与欲望的象征———告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实际上也就是男人的一半是身体/肉体，另外一半是精神/灵魂。
由于服从宏大的现代性叙事———民族—国家的复兴，所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身体想象”承载了沉重的政治与精神负担。主人公章永磷不能接受为身体的身体，为肉欲的肉欲。这样，沉溺于身体与日常生活小叙事的黄香久必然是章要告别的对象。
黄香久的生活中心就是身体，包括身体欲望的满足以及围绕身体而建立的小家庭生活。这决定了她与献身民族—国家复兴这一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章永磷不可能长久相处。而章永磷则是一个分裂的人。他一方面有身体的需要、性的需要，甚至认为”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 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前，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文明的枷锁”，特别是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不可能真正回归肉体(即原始人性)，阻断了他的一度曾经有过的”返祖”冲动，也无法正确地处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下面这段话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他的矛盾与分裂：
你(指黄香久，引注)能原谅我、理解我吗？我永不安宁的灵魂又剧然地骚动起来，我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这里是令人窒息的地方，这是个令人消沉的小村庄，就和你迷人的颈窝里一样。你赋予了我活力，你让我的青春再次焕发出来，但这股活力却促使我离开你!
“远方的呼唤”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象征远远比身体、性爱、日常生活更伟大的使命，而黄香久的身体诱惑(“迷人的颈窝”)及其所代表的日常生活被贬低为”令人窒息的”、”令人消沉的”，它构成了对于”远方的呼唤”的巨大威胁，是必须加以压抑的”致命诱惑。”
在章永磷的性功能恢复之前，他用”精神胜利法”来克服自己身体上的自卑感。当自己老婆的身体被大队书记占有后，他非常痛苦地一个人在黑夜的森林中徘徊。有意思的是，这个由于自己的身体缺憾所导致的耻辱事件引发的竟然是他一长串对于哲学、人生以及中国命运的思考，对于”文革”的反思，与庄子、马克思等伟大哲学家的精神对话。这个意味深长的安排无疑是章永磷试图通过”精神优势”来克服自己身体劣势的绝好写照。即使在做爱的时候，章永磷也依然无法摆脱忧国忧民的精神负担，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作品中有这样一段章永磷与黄香久做爱时的心理活动描写：此时黑暗中在策划着多少阴谋，多少诡计和逃避诡计的主意在静悄悄地形成；白炽的灯光下在紧张地翻阅多少份人事档案；铁栅栏里关押着多少待决犯；多少个广场在连夜刷大批判文章……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时候的章永磷是否真的恢复了性功能。像这样一边做爱一边忏悔的情景实在是太滑稽了。在章永磷看来，以黄香久为象征的日常生活剥夺了他的自由。在这个温暖的家里， “冬天的炉火”、”坛坛罐罐”“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的代价”。他一方面享受黄香久所代表的肉体快乐与日常生活，但是又对之存在深刻的蔑视，他要挣脱这个身体，这个日常生活，这个家庭。因为在章永磷看来对于男人这是危险的诱惑：”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自己。”这充分表明了章永磷的分裂：他的自我的一半是女性，即沉溺于日常生活与身体快乐，而另外一半则是精神，要离开身体而高蹈。
二、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寻找个体的身体感觉
”私人化”写作的作家主要是女性作家，女性作家对于身体具有特殊的敏感。私人化写作的基本含义与突出特点是：对于身体的书写脱离了”民族”、”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理性”、”启蒙”等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与表现女性的私人经验，特别是性经验。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是探测女性的无意识隐秘欲望的一个切入口。这些作家常常热衷于一些精神分析的主题：自恋、同性恋以及其他各种所谓”异常”心理。所以，私人化写作常常有大量关于人体器官感觉的描写。但这些器官感觉不是平面的(停留于身体表面感觉)而是有深度的，是深层无意识心理的探测器。在私人化写作中，作者从”下半身”进入”上半身”，并不把肉体器官本身当作目的进行展示。换言之，私人化作写中的”身体”已经与国家、民族等宏大的现代性话语分离，变得”私人化”了，但却没有完全肉体化。
与国家主义话语的分离决定了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具有幽闭、自恋的倾向。陈染与林白的作品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他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常常”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她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性别者，像美国电影《镜子》中的人一样，”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热气在镜子的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窗子紧紧关闭着，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舞荡着浴缸前的帘子，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那个人的私处。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面太久。”她们最欢的地方就是象征自恋、幽闭的浴缸：
布置完了的浴缸，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白中泛青的光线射在安静简约的不大的浴室空间中，什么时候走进去，比如是阳光高照、沸腾喧哗的中午，都会使我觉得已经到了万物寂静的夜晚，所有的人都已安睡，世界已经安息了，我感到格外安全。
……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向浴室里面望上一眼，立刻就会觉得自己刚刚完成一次遥远的旅程，喘息未定，身心倦怠，急需钻进暖流低徊的浴缸中，光裸的肢体鳗鱼一样静卧在沙沙的水流里，感受着仅存的摩挲的温暖。(陈染《私人生活》)
这里的身体感觉与身体描写带有强烈的唯美色彩，强烈地拒绝公共空间。浴缸与镜子的意象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主人公对于外界的拒绝，对于她来说，幽闭的浴缸意味着安全、秩序、洁白无瑕，而外面的世界是嘈杂、混乱、肮脏污浊的尤其是，它是危险的。沉浸在浴缸里的”我”充分感受到一种怜香惜玉的快感，它不需要别人分享也拒绝别人分享。这种幽闭与自恋导致主人公无法正确地处理与男性的关系。林白与陈染小说中的男性都是类型化的：理想的男性不是夭折就是阳痿，不能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而现实中女主人公遭遇的具有强悍的身体与旺盛的性欲的男人则常常被刻画为暴徒式的。她们无法找到一个灵肉统一的理想男性，她们对于男性的挑剔与木子美对于男人的随意形成极大的反差。
三、带着遮羞布的肉体之舞：卫慧、棉棉与所谓”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这个词最初是用以描述2000年前后出现的以卫慧和棉棉为代表的女作家，代表作是《上海宝贝》(卫慧)、《啦啦啦》、《糖》(棉棉等。但是她们对于身体写作的理解却有别于后来如木子美那种纯身体的欲望化描写。比如棉棉曾经对记者说：”(身体写作的)说法带着一种诗意”“‘身体性’指的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她对于别人的”误读”深表愤慨：”今天的情形好像是‘我描写吸毒，我很酷!我滥交，我很酷!’。我觉得一些很严肃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花边新闻或肥皂剧，特别可笑。”她甚至连”前卫”这个词也不愿接受：”我在作品中表达我的爱、我的困惑和我的无助，我在作品中分析危险的青春，并且寻找启示需要(当时的舆论对她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因而有一定的言不由衷的色彩。总体而言，卫慧与棉棉的小说写的是这样一些女孩子：她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但又一天到晚想要搞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为此而苦苦探索，为此而痛苦，她们的一切行为，包括身体行为(除了性行为外还包括吸毒、酗酒等)也属于她们探索生活的一个途径，或探索不到人生真谛时的一种发泄。她们极度敏感而歇斯底里，但她们内心破碎而没有着落。她们把爱与性分开，在性方面，她们性欲旺盛，谈不上绝对忠实；但是她们的爱却常常非常专一，她们可以为了这种爱而试图杀人并自杀，她们与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的身体关系不过是她们的痛苦的见证。她们常常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她们不愿意过平庸的日子，却找不到自己想要过的那种日子。于是她们放纵与糟蹋自己的身体，吸毒、酗酒、乱交，她们的身体是疯狂的，与她们的灵魂一起疯狂。她们体验着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各种极端的、非常态的生命身体感觉：吸毒、闭经、厌食、颠三倒四。或者说，正因为她们的灵魂是疯狂的，所以她们的肉体也不能不疯狂。她们蔑视传统但却又找不到自己的幸福，最后发出的是”上帝请你救我”的绝望的呼唤。
这是她们的身体感觉与性经验的基本特色：既不是像陈染、林白笔下的主人公那样自闭自恋，也不像木子美那样放开了一切精神羁绊只求身体欲望的满足，当然也不是严格的”从一而终”，不近男色。她们也与自己并不爱的男性发生性关系，但是却不能得到彻底放松的那种快感(像木子美那样)。《糖》在描写”我”与第一个不爱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的身体感觉时，用的是这样的句子：
当他把我拉向他的身体之下，我突然就有了一种冷冷的感觉。……我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很滑稽，这滑稽的感觉让我羞耻。……我坐在马桶上，我不知道我在那上面坐了多久，我感觉着我严重受伤的器官，我看见倾斜的镜子里有一张极丑陋的脸，我从没像现在这般自卑。
我十九岁，他用疼痛埋葬了我，覆盖我的是一种陌生的物质，唐突而逼真。从我身体里流出的我什么也不是。我用热水安慰着身体，迷糊的镜中反映出一张迷糊的脸，他是个陌生人，我们在酒吧相识，我熟悉他眼中的波涛，我不知道他是谁。
这段描写突出的是肉体快感的异在性、被动性，好像是在遭受强暴一样，与木子美的主动积极的性享受极为不同。而”我”与自己真正的爱人赛宁的性感受却是这样的：
当他吻我，我找到了我要的全部安全。他的汗水飘落在我的脸上、背上、胸上，我迷死了这飘落的过程。耳边的每一种声音都来自最远的地方，赛宁把我放在他身体之上，他说小兔子你是我的，你永远只是我的好吗？我丢失了我的呼吸，我害怕自己会消失，我无助的身体，我赞美我的身体。……他的眼泪在我的嘴唇上，我发现这个男人哭了，我……的心幸福地碎了，我把这一刻命名为”高潮”。
在这里，”高潮”仿佛不是一种生理感受而是一种精神享受。作品反复描写”我”搞不清”高潮”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清楚我所谓的高潮是身体上的还是脑子里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隐喻：身体欲望与自我身份认同是结合在一起的，无法辨认”高潮”就是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认同。既找不到精神上的自我，也找不到纯粹的身体享受。结果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受伤。她们的肉体打开了但是却不能尽情地享受这个打开的肉体。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或许吧。但是毕竟不是连遮羞布也不要。
棉棉她们没有找到”真理”，但是她们好像在寻找(或者装作在寻找)，而且因为找不到真理而痛苦(或装作痛苦)：”我知道有一种境界我始终无法抵达。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种空气，我感觉得到它的到来，我可以闻到真理的气息，但是我抓不到它。岁月过去人事匆匆，有多少次我与真理擦肩而过。”
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主人公倪可同样过着一种灵肉分离的生活，天天是倪可生命中的精神寄托或精神依恋对象，没有性功能，代表”灵”而那个德国人马克则代表”欲”。她爱天天，而且与他有一种特殊的身体之爱，但是这不足以使她抵制马克的诱惑。小说曾经写到”我”做过一个色情的梦。在梦里，”我”跟一个蒙着眼罩的男人(象征完全的肉体欲望，也可以解读为故意隐去对方的身份)赤身裸体地纠缠在一起做爱，醒来后”我”对那个梦感到一丝”羞愧”。”我”也曾经试图通过写作来代替/压抑性的需要，但是这显然是可疑的：”写作真的可以像强力春药一样，滋养着我们之间不可理喻的然而无疑又是有缺陷的爱情？它
带着使命带着上帝的祝福？或者，一切会相反……谁知道呢。”事实是，”我”无法拒绝男人的纯生理的性。在一次被马克引诱后，”我点上香烟，坐在沙发上想刚才那个电话。想那个高高的浑身香香的，脸上的笑坏坏的男人。想着想着突然觉得很烦，他居然明目张胆地勾引一个有男友的女孩，而且他知道她和她的男友如水乳交融不可分离”。”很烦”是一个非常传神的词，烦的原因就是在于对于性爱的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嘴上说着”不行”行动上却依然沉溺其中，沉溺其中却又不彻底：
他(马克，引注)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
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被严重的沮丧感笼罩住了，激情和高潮已经过去，电影结束后观众纷纷离场听到的只是一片椅垫翻转的扑扑声和脚步声、咳嗽声，屏幕上的人物故事音乐统统消失了，天天的脸在我脑子里左移右晃怎么也不能静止下来。
有意思的是，”我”在享受这种性快乐的同时，又把它转写为一种受虐的过程，甚至将之种族政治化：一个欧洲的白人男性在强暴一个中国的黄种女性。”我”化解这种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与”爱”分开并视之为”我”身上的”恶”。”我”把对于马克的性欲比喻为”像赘生物一样从我们感情生活最薄弱的一环中生长出来，不能轻易摘除，它存在的理由即是我身体某个地方有病毒发作，这种病毒就叫‘情欲’”。”我”为自己想出的理由是”我不爱那男人，他代替不了天天在我心中的位置，他的脸上只写着欲望”。
这样，”我”与马克在一起时的性体验就变成了快乐与痛苦的交织，堕落、欢乐、痛苦是交织在一起的，所谓”越疲倦越美丽，越堕落越欢乐。” “我”就这样过着灵肉分离的生活：一方面，”我爱的男孩不能给我一次完完全全的性”；而另一方面，”一个已婚男人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身体满足，但对感情对内心的虚无感起不了作用，我们用身体交流，靠身体彼此存在，但身体又恰恰是我们之间的屏障，妨碍我们进一步的精神交流”。这种犯罪与极乐交织的体验不仅是”我”的性体验的特征，而且是”我”的写作活动的特征。作者借主人公对于小说与身体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理解：
理想中的作品应该是兼具深度的思想内涵，和畅销的性感外衣。……我尝试着裸体写作，很多人相信身体和头脑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就像美国诗人罗特克住在他的百年祖宅里，对着镜子穿穿脱脱，不断感受自己的裸舞带来的启示。……我一直认为写作与身体有着隐秘的关系。在我体形相对丰满的时我写下的句子会粒粒都短小精悍，而当我趋于消瘦的时候我的小说里充满长而又长，像深海水草般绵柔悠密的句子。打破自身的极限，尽可能地向天空，甚至
是向宇宙发展，写出飘逸广袤的东西。接着是对于主人公写作活动时手淫的描写(在此不便引用)，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赤露地把写作与手淫联系在一起的文字。但是我们依然发现这里的身体感觉被赋予了超出纯粹肉体快乐的功能，它被联系于文字的风格乃至”思想深度”。
我们或许可以质疑卫慧、棉棉她们小说中为”精神”留下的位置到底有几分真诚，因为她们毕竟是在消费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重语境中写作，精神与肉体的同时在场或许是她们采取的策略？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她们小说中的肉体之舞与其说是带着镣铐，还不如说是带着发着铜臭味的商业遮羞布。
四、《遗情书》：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身体
与私人化写作、美女宝贝都不同，在木子美的《遗情书》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不仅无关乎民族国家、党派政治、意识形态(革命文艺)，不仅放逐了启蒙，不仅摆脱了历史与文化，不仅与灵魂没有牵连，不仅不通向私人的无意识的隐秘经验，而且遮羞布也彻底撤掉了。在她那里，身体就是身体，它既不高尚到哪里去，也不卑琐到哪里去，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它是重要的，但也不具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木子美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把它当作一件非常平常的东西，用一位记者在《采访者手记》中的话说：”原以为木子美是个骚货，通话之后，才发觉毫无骚气平静之极，谈笑间道德伦理灰飞烟灭。因其通透一些本以为可以大谈特谈的问题被其一句便化解，发现是个非常有自省意识的真贱人：把身体放在最低处，向世界摊开，不是姿态，是自由和享受”。如果说诗歌界的”下半身写作”还把身体当作造反与夺权的武器，那么，在木子美这里，身体只是为了自己的感官娱乐存在；如果说”下半身写作”还给身体赋予了过于强大的反抗能量与革命潜力(颠覆”上半身”)，那么，在木子美这里，身体就是身体，性就是性，没有那么多的罪恶但也不值得大力鼓吹，尤其不必赋予它太多的反抗性或所谓”先锋”意义。这个身体不思考而只享受，镣铐与遮羞布统统没有了。
由于在木子美这里，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历史道德、理性、灵魂等的责任与牵连，也没有情感的羁绊与”文化革命”的使命，所以它是空前自由的身体。她非常自得地说：”我过着很自得的生活有一份可以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忙的工作，工作之余又有非常人性化的爱好———做爱，而且做爱对象有得选择，有得更换，资源充足，我不需要对他们负任何责任，也不需要付出感情，更不会对我造成干扰，像一张CD，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粒声不出。”没有了一切精神羁绊的身体不仅是彻底自由的身体，而且也是一个不挑剔的身体(对方的性功能除外)，它可以非常轻易地以最高的效率与别的身体发生接触，阻止身体接触的任何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在几分钟内通过电话或者E-Mail搞定)。她这样介绍自己寻找性伙伴的方式：
如果你单身，如果你工作到凌晨3点半，大脑一片空白，忽然饥渴，这时酒吧都打烊了，你过往的性伴侣都关机了，……你该怎么办？我最快速地登陆一个网站，最快速地点击名单列表里的一个男头像”外籍华人”，问：”做吗？”他说：”好。”“给你看照片。我是个漂亮的男人。”他自信并自觉给我发了照片。只花3分钟就通电话决定见面，非常高的效率。
性就是性，做爱就是单纯的做爱，绝对不要有感情(“爱”)的牵扯，也不需要深入了解对方。这种短频快的、与对方保持相当距离的性爱关系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人的深层次的异化，它与西美尔分析的现代人的”畏触症”相关。西美尔认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害怕过分地接触”他者”，因而产生一种”畏触感”。这并不是说在肉体上不与任何他人接触，而是不进行具有精神联系的深度接触，因而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心灵的畏触感。这种现代心理表征的是人和人之间在交往方面出现的离心形式：一方面，现在的人际交往空前地频繁，性关系也空前随意；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交往又是不触及心灵的。交往者绝大多数为陌生人。在两性关系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最为明显。西美尔在《卖弄风情的心理学》中审理了现代人的性爱关系，他指出：现代人既不是没有性爱，也不是拥有性爱，而是没有(性爱)与拥有(性爱)之间的中间状态———即卖弄风情。没有（性爱)也就无所谓距离，而拥有(性爱)则意味着距离的丧失。卖弄风情正好处于两者之间，两性在一定的距离中寻求对方的最大价值也保持自我的最大价值(在木子美那里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身体而又最大程度地满足、保护自己的身体)。这种性爱的游戏所折射出的是两性各自的孤独，他们在孤独中既短暂地相互爱抚(拥有对方的肉体)又相互永恒隔绝(无法也不想拥有对方的心灵)。现代人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肉体接触并不能消除现代性的孤独本身，于是，这种接触便具有了游戏的、设防的、不介入的色彩，我与你发生一夜情或数夜情，我们在这短短的一夜享受极度的快乐甚至”爱”得死去活来；但是我不想深度介入你的生活，也不希望、不允许你深入介入我的生活，你我都应该明白我们是在游戏。在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同样也患有严重的畏触症，但是她们在感受到两性关系的这种悲剧性以后，选择的是退回到幽闭的自恋或同性恋；而在卫慧与棉棉的作品中，主人公在体会到性与爱的分裂以后变得分裂与歇斯底里，在体验混乱的性关系的刺激的同时，感到深刻的、撕裂的痛苦；而木子美则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今天来明天去频繁变换性伙伴的性爱游戏方式，木子美甚至认为越是不熟悉就越好：”我喜欢和陌生人做，这样感觉新
鲜，彼此都熟悉了意思就不大了”。
昆德拉曾经说：”做爱与同床共眠是不同的，前者是完全的身体接触，因而不涉及伦理问题，显得轻盈；后者则牵涉到心灵感觉，因而变成了伦理问题，难免沉重。”刘小枫借此发挥道：”同床共眠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意味着两个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需要；而做爱则只是出于纯粹的身体需要。前者必然要对于对方的身体十分挑剔，对睡在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体感觉特别挑剔。但是找到这样的一个与自己的性情感觉(心灵感觉)完全吻合的身体是非常困难的。它常常取决于偶然的机缘。”[1](P106-107)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之所以频频地与人做爱而不与人同床共眠(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不只是在一起睡一个晚上)，就是因为她找不到这种身心相契的感觉。就木子美而言，她要的只是纯粹身体的接触(即纯粹做爱)，因而她只需要做爱而不需要同床共眠。这样她就可以与任何一个人做爱而不与他”同床共眠”。在有性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人或者通过E-mail找人，只要他有性功能并且不会爱上”我”。木子美的大量”一夜情”常常只是对于性交细节的描写，她称呼为”业务交流”“因为心照不宣，我们不那么激情澎湃”，”我想发笑，本该是陶醉、疯狂或者征服的事，变成了‘业务’交流”：交流性爱的技巧。有一次木子美在这里非常认真地充当着性教师的角色，帮助性伙伴克服早泄，她把它称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她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性伙伴说什么”我爱你”之类的”疯话”，因为这会在单纯的”业务交流”中引入不必要的麻烦。有一次，她与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孩发生了性关系，两人疯狂做爱的时候，这个男孩动情地连说了两句”我爱你!”这引发她的极大愤慨，当对方问”你有过多少男人？”时，木子美气极了，歇斯底里叫道：”你给我出去，永远别再见。
西方研究身体社会学的著名学者特纳曾经指出：”身体已经开始有些与当代社会的重要机构脱离的倾向，比如家庭，再生产以及财富的拥有。身体不再在家庭经济中的财富、继承的相互影响下发挥功能。它不再那么明显地是婚姻策略的焦点，国君争夺或国家之间暴力的焦点。身体的这个社会脱位(socialdislocation)意味着身体已经更面向消费主义文化的游戏性使用，这种对于身体的游戏性使用已经成为消费主义欲望的主要载体。”[3](P6)他进而认为：”现代自我的出现是与消费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现代的自我意识与无限制的对于快乐之物(食物、符号以及消费品)的个人消费观念紧密联系。消费的自我这个观念具有现代个人主义的典型特征。”[3](P6)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木子美的自由、随意的身体，可以说，木子美的身体意识实际上仍然属于一种现代的自我意识与现代个人主义的范畴，尽管它与启蒙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存在本质的差别。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ademeao。
[2] 棉棉访谈：写作的”身体性”不是欲望[N]。光明日报，2000-05-10。
[3] BRYANS。TURNER：TheBodyandSociety[M]。Sagepublicati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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