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夏，父亲在香港站稳脚跟儿了，在私立仿林中学任职总务主任，兼任高中部的英文教学和高三班主任，仿林是校长的名字。母亲领着我和我哥先到香港，姑姑领着二姐和两个双胞胎妹妹继续在乡下。

在香港，父亲安排我和哥哥就读于仿林中学，我排球打得好，就是在仿林打的基础，我当过校排球队队员，代表学校打过全香港的比赛。当时香港的民众夜校很蓬勃，那个年代，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很强烈，求知的人非常多，学英文、学数学，夜校比比皆是，这种环境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问个明白。父亲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教夜校，教夜校是义务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累。一九三八年夏天，广州沦陷，老家很困难，没有生活来源， 钱也寄不过去，我姑姑领着二姐还有两个妹妹也到了香港。

广东省主席是李汉魂，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国民党的书记长是吴铁城，吴铁城是国民党元老，李汉魂和余汉谋原来是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下，后来倒戈有功被蒋介石留用，李汉魂当了八年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一直到解放战争还当战区司令。日本人来了，这城一攻就破，没放一枪就撤了，所以老百姓就骂余汉无谋，李汉无魂，吴天无城。

这时香港的物价开始起来了，特别是房价涨得惊人，一厅一房加个床位月租十六元，当时一块钱可以买十二斤米，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九十块港币算是很高了，但维持八口之家也很不

易，根本顾不上在韶关读高中的大姐，大姐只好靠给小学校教书维持，直到高中毕业考上广州大学，广州大学也迁到了韶关， 白天有空袭不能上课，都是晚上上课。

姑姑她们来了以后，家里负担更重了，八口人住房也很紧张，家里住不下，父亲就安排我和哥哥在学校住宿。

一九四 年秋，父亲的后背长个小火疖子，他没当回事，就贴贴膏药，由于过分劳累，积劳成疾，母亲对医疗这方面的知识也差一点儿，结果越弄越大，医生诊断是背痈。后来更加严重了，发高烧，就送到香港湾仔那边的东华医院，一查是败血症，那时候败血症治不了，父亲就过世了。

那天是一九四 年的阴历九月十七，阳历是十月末，父亲时年五十六岁。

仿林中学的发展有我父亲一份功劳，所以校长发了抚恤金， 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全校师生一千多人都来送别，仿林还有女子中学。

父亲走了，母亲继续供我和哥哥读书，女儿可以不供，儿子不能不供。母亲一直没工作，她虽然会讲中国话，也会讲上海话，但她是在日本长大，对中国好多事情并不太了解，生活也不怎么习惯，比方说我们家过去做饭做菜，她总是做得带点日本式的，天天吃鱼、虾，生的熟的都吃。后来实在供不了我们念书了，因为没有生活来源，生活越来越困难，母亲说搬到郊区住吧，郊区房租便宜，远就远点儿吧。我们就从香港中环搬到九龙郊区的西贡，挺大的一个套房，一厅两室、大走廊、大厨房，房租一个月四块钱，很便宜。

但有时要从西贡到九龙或者到香港看亲友，必须天蒙蒙亮就起来，爬过一段崎岖的山路，经过启德飞机场步行四五个小时才能到九龙的亲戚家，到香港那就要过海，也要五六个小时， 往来很不方便。西贡那时候还没有开发，不像现在，都是一些影星、歌星住的别墅，汽车可以直通。

一九四一年的盛夏，母亲领我和哥哥去九龙，天气很热， 三个人都中暑了，晚上到了亲戚家就起不来了，发高烧，人家一看要不行了，说怎么办呢？我母亲那时候心里还明白，就说找七婶吧。

七婶是秘鲁人，她先生是我父亲在美国旧金山读书时的同学，也是结拜兄弟，排老七，后来他们一起去秘鲁工作，七叔就在秘鲁娶了这个妻子，生了五个孩子。秘鲁的生活费较高，父亲回国时，受这个结拜弟弟之托，就把他妻子和孩子带回中国了，七叔在美国挣钱寄回来，妻儿生活就很好，他在国内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和我父亲都是在美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