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遇到一件事儿，我心里就想，完了，这内战是非打不可。我这个人年纪虽然小一点，文化知识上也不如队伍里的哥哥们，但我爱想事儿，爱观察。

我去驻扎江边的六十五团找朱富华，他一直留在六十五团团部没有回教导营，那天刚好六十五团派出的一个加强排从江北浦口回来了。

新六军的编制，一个排是五十一个人，加强排就是一个排再加上重机枪排、携带小炮的炮兵班，有七八十人，这些人坐

在马路边上，都低着头，很沉默，好像很有心事。我就问朱富华：“怎么了，重机枪都架在这儿，人都坐在

这儿？” “刚从浦口撤回来。” “浦口怎么了？” “昨晚打了一宿，新四军向这个排进攻，我们伤亡二十余人。”

那时，我们的部队跟谁打仗都是不会投降的，就是跟他干。可是打了这么一仗，回来情绪这么低落，大伙都想不通，刚跟日本人打完啊，自己人就干起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内战，必打

无疑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吧，双方小的战斗就开始有了。我就想，下级军官也不敢自作主张就来打我们啊，他也得有上级命令嘛，既然上级有命令了，这个战争就难免了。所以当时我就发觉完了。

在南京前后驻扎了一个多月，十月末，部队到了上海，驻在江湾的盐业新村，准备开赴东北，那就是内战指定要开打了。

盐业新村的军营都是日本人盖的新房子，建好了还没来得及住就投降了，两幢，一个很大的院落，有个足球场，我们每天上午踢足球，踢完球就在附近散步，挺自由的，部队也不搞训练了。

这时上面有打内战的思想，但下面没有准备，抗战结束前， 我们在云南、在湘西没有一天不训练，到了上海没出过一天操。

在上海给我们发了胜利金，中士军衔是六千多元，有些同学买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我一律不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年纪小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可消费的。

江湾区离市内不远，礼拜天闲着没事就都出去，比我们年龄大点的，就去驻地附近麻将社玩。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听他们讲得乱七八糟的，上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走，各人的需求不一样。

从军营出来走四十分钟到北四川路，坐摩电车到南京路霞飞电影院看话剧，最有印象的是《夜店》，这是一个名著，描写下层社会人的生活，进去了经常没有几个座位，就剩十七、十八排的了。那时门票很贵，二百块钱一张票，抗战胜利金才领六千多，吃一碗面条才二十元，所以一般都舍不得看。

看完话剧就去南京路、外滩、公园浏览市容，饿了想吃点饭，在街上找饭馆，女招待都在门口，看到就拽，我一看，哎呀，那能进去吗，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到她们我就跑步过去。找不到地方吃饭，又不敢进去，反复走好几个来回，终于遇见个大排档，门口摆几张桌子，屋里面也有几张桌子，二十块钱一碗肉丝面。挺大的碗，就吃碗面条。

几乎每次去市区都会遇到相同场面，中午这顿饭对我是挺伤脑筋的，回来跟同学一说，他们就说我小鸡雏子，什么也不懂，有钱连饭馆都不敢进。为什么不敢进？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红人，他领着第三方面军进驻上海，他的部队军纪就不行，我们坐公共汽车、摩电车都站排，他的兵不排队。

那天我和卓干成看见一个，就拽住了，过来过来，不站排怎么能行呢，上后面去。他说我不站排。我俩说你多啥？他是个上士，看我们俩挺凶的，两个打一个还不削扁他？就到后面站排了。

所以当地人对我们印象很好，知道新六军是远征军。

我们有时穿上罗斯福呢，扛上枪在南京路等热闹地段游行， 一边行进一边高唱胜利之歌，就是要给满城老百姓看看，这是一支什么军队，胜利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上海我们跑了一个同学，他是上海人，在教导营营部当书记，营长陶逸同意的，说那你愿意走就回去吧。

我出生在上海，但没啥印象了，上海还有些父母的老关系， 但没去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