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不一点儿。其实他们对年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 也是稀里糊涂，兵员那么缺少，来的人越多越好嘛，就把我收下了。

我到现在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九二八年生还是二九年生的，就是因为参军时报的是假年龄，到后来自己也记不清真正的年份了。

省政府对我们参军还挺当回事，《广东日报》《韶关日报》都报道了。去跟大姐告别时，大姐说看到报纸了，题目叫《三工友请缨杀敌》，头一个名字就是我。

离开省政府时，秘书长主持的告别会，场面挺感人。我作为三个人的代表讲话，尽管当时还是个孩子，也没什么文化， 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说，别了，谢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的教育、帮助，让我懂得不少事情。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胜利的旗帜插遍了珠江，我会凯旋归来，胜利归来。

那时很小，不大懂，就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我是一九四三年末报名，一九四四年初入营，队伍名称叫韶关远征区队，有五六十人。后来三青团介入，改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韶关分团团员出国远征区队。但我不是三青团员，从来没有填过申请表也没有过宣誓，他们开会、过生活都不让我参加。

进了兵营一看，哎呀，生活很苦，可是朝气蓬勃。

我们推选了大学生华侨吴启光为区队长，从香港回来参军的曾焯忠为区队副。队员以力行中学和广东师范学校的较多， 吴启光、黎兆基和病亡的潘同学是大学生，也有香港回来的青年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在职人员，还有七八人是编余的连、排级军官，我们互相之间称同学。这些年轻人每天在一起都快快乐乐，出操、升旗、唱歌， 甚至唱共产党歌曲都没人管， 《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我都是在那儿学会的。不知道还有共产党这么个派别，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街道上挂着抗战的宣传照片，这边是蒋介石及何应钦、陈诚等高级将官，那边毛泽东、朱德、贺龙的照片也都有，这些照片在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香港的学校里，只知道这都是抗日领袖和将领。那时候没想太多，对整个政局也不怎么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都不知道，看不出有什么敌对的，不知道他们之间还存在

一些问题。

参军后最不习惯的就是伙食，吃的是糙米，稻壳磨掉了， 但还是很粗糙，很硬，有的是掺了稻子、稻壳、沙子，到胃里不消化。定量每天一斤半，去了杂物后，实际只有一斤二三两。许多人吃了以后都泻肚。我的脾胃差，吃好吃赖不要紧，但是我吃不了糙米，不去皮不消化，老拉肚子。但既然来了，不行也得行，慢慢吃慢慢适应，咬牙啊！

不到十天，当初一起参军的孙雪明不辞而别了，我想我不能跑，坚决干到底，我必须得干到底。

部队没有薪饷，除了一套很薄的灰棉军服、一条皮带、半床棉被，再无其他用品。这半床被只有平时的小被那么大，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不然晚上脚一伸就出去了，也不能翻身。身下铺的是稻草，袜子和鞋都是自己带去的。

但是精神很愉快，每天都是唱歌、跳舞、打球，很活跃， 大家一谈起未来就充满憧憬，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把日本鬼子打掉的，会胜利的。那天不知道谁说，走吧，咱们起个誓，对抗日战争表个决心。我们就全队拉到黄冈山上，搞了一次宣誓仪式，歃血为盟，立一个誓言，这个誓言很简单：“不灭倭奴誓不归”。

黄冈誓师的符号一直戴到贵阳教导团，长方形，前面是名字、番号，证明你是哪个部队的，翻过来就是我们的誓言。

师范学校音乐专业毕业的李自成特为此作了一首歌曲：

万里戎机，白雪满征衣，关山铁马，若飞。别矣，

别矣，青年有壮志，不灭倭奴誓不归。再见，我的故乡

这也是一种鼓舞，就是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出发前，我去跟大姐告别。大姐在河西的明德教会学校教书，她再三嘱咐我要学会照顾自己，又领我到面馆请我吃了三碗面，说姐姐就这么大能力了，吃三碗面在当时算是很奢侈了。我明白她的心情，好像身边就这么一个小弟弟都没有照顾好。还送了我一本纪念册，她在上面题了一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替千万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