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在大山顶上共守爱情和希望
作者：闻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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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亚萍
带着疑问走向他
我的家原在河北雄县一个贫困农村，下边还有一个弟弟。老实巴交的父母尽管拼命吃苦受累，还是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初二还没念完，我就离开了学校。上不起学却又渴望上学的孩子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对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崇拜，觉得教师真是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我打小学起就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站在讲台上。离开学校的那几天，我真有些心如刀绞，但我知道当时的自己根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两年后，弟弟以双百的成绩小学毕业了，父母还记得我当年失学的痛苦，就决定把弟弟送到最好的学校念书，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甚至房子都卖了，把弟弟送进了县城初中。父母又在县城边上承包了20亩地，在地边上搭了几间小房子，这就成了我们的新家。那是1991年，我16岁。
背水一战的父母对这20亩地动足了脑筋，一年四季在地里折腾，我也跟着父母起早贪黑。靠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我们的家境很快有了好转，弟弟的学业得到了保障，水磨石地面的房子也盖了起来。
20岁那年，父母觉得我一个女孩子整天泥里来水里去不合适，就出钱让我在县城开了一间服装精品屋。没有顾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毕竟是花季年龄，我喜欢看琼瑶的小说，而且总是不能自已地沉浸在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与主人公同悲同喜同忧同乐，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盈满了我20岁的心房。
我的爱情似乎在等待张胜利的出现。
坦白地讲，知道张胜利之前，我都不知道河北还有个涞源县，更不知道什么韭菜山和桃木疙瘩。1999年3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山顶上的希望”为题，播放了对张胜利的采访报道。片中介绍了因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的张胜利，作为希望工程首批接受资助者，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自愿回乡执教的感人事迹。以前，我不大爱看这一类的严肃电视节目，是画面上那群穷孩子吸引了我，那充满画面的穷困破败让我瞬间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就在这种情绪中，我被形容黑瘦憔悴的张胜利的精神感动了。并且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当晚就给张胜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帮助他的愿望。
信刚刚发出去，我却又突然懊悔起来，生意场上的历练让我本能地对一切有了戒备心理，包括新闻媒体的宣传。我对张胜利由上海重返大山的举动有些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吧?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吗？我担心自己的真诚被人利用，却又急切地想知道电视上的一切是否都是真的。
这样想着，我实在坐不住了，把服装店钥匙交给母亲，揣了500元钱，说我要去姥姥家呆几天，就坐汽车到了保定，又转车直奔涞源县。车出保定进入易县，便是绵延不绝的大山，越接近涞源，地势越险峻，路几乎就在悬崖边上挂着，车在声嘶力竭地爬行。一路上，我始终在想，如果电视上的报道足真的，我就给张胜利留些钱，而且以后还要继续资助他的工作；如果是假的，我就立马儿返回雄县，并向人们披露事情的真相。
从涞源县城又转车到离韭菜山上的桃木疙瘩还有15公里的东团堡时，已是晚上6点。我只好住进当地的小旅店。第二天早上，我一打听，上山雇车要70元钱。人们还纷纷说路上的山林里有狼和野猪，单身女孩是绝对不能独自步行上山的。我只好掏出30元钱请人捎信让张胜利下山接我。我不能白来，至少得让张胜利这个“坏人”下来上去遭一次罪。
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张胜利开着农用机动三轮车从山上下来，他浑身裹在鼓鼓囊囊的皮袄和皮帽子中，只露出戴着眼镜的瘦削的脸，显得很滑稽。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把皮袄脱下来甩给我说“上车吧”，就径直上了驾驶座。
出了东团堡就是崎岖的山路，张胜利的车无座无顶，我死死抓住铁栏杆，身子在左摇右晃中像要被撕裂一样，五脏六腑随时都有脱离身体的可能。车越爬越高，我不敢往两边看，更不敢向后看，面对嶙峋的巨石、呼啸的山风、壁立的悬崖，我总觉得车随时都会翻过去，时时沉浸在一种恐惧之中。这时，我才理解了在东团堡雇车上山为什么要70元钱，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
上山的路上，张胜利一直不说活，我想他是不敢说话。他的身子在山风的抽打下越发显得单薄，我甚至担心他随时会被风吹走或折断。这时，我已经为自己当初对他的怀疑感到羞愧，在上海读过书，到美国亚特兰大代表中国青年传递过奥运火炬，挣脱这样的绚烂回到条件如此恶劣的桃木疙瘩，需要他拿出多大的勇气啊。
就这样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车终于在飘着红旗的桃木疙瘩小学院里停下时，我已经完全瘫了，浑身只感到僵硬、麻木，手脚都不属于我了。张胜利几乎是将我连拖带抱地弄下了车。
桃木疙瘩小学还真不错，院里有卫星地面接收器，教室里有彩电、VCD机、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甚至还有一台电脑。这—切与就学的18名孩子的贫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张胜利解释说，教学设备都是社会各界捐助的。18名学生来自周围的8个自然村。
我掏出300元钱，让张胜利给孩子们买些学习用品，他客气了一下接受了。但当我提出要在桃木疙瘩做一名志愿教师时。张胜利吃了一惊，连声说不行不行。他给我念了一段关于桃木疙瘩的顺口溜：山高路陡道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他在解释这段顺口溜时特别强调桃木疙瘩没水，得到5公里外的山沟里用牲口去驮。末了他颇有意味地说：“这里根本就不是女人生活的地方，桃木疙瘩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女人了。”
我向张胜利强调：在坚持面前，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能力，你能坚持，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张胜利又说他不可能给我任何报酬，我笑了：“如果图钱的话。我就不如留在老家卖服装了。我只是要做一名志愿教师，和你一起教孩子们学些东西。”
张胜利拗不过我，只好同意我留下来，并提醒我随时可以走。
桃木疙瘩小学共有4间房子，两间中空的用做教室，其余两间是套间，堂屋中间隔开，里边是张胜利的宿舍，外边是他的办公室，剩下一间是张志老师一家的宿舍兼办公室。
本是农家女，所以我和张志老师的爱人很快就熟了。她姓胡，我叫她胡姐。
胡姐给我讲起了张胜利的一些事情。讲他小时候如何捡树棵子上的羊毛卖钱给父母治病，讲他爹死娘嫁人失学后如何给有关领导写求助信，讲他从上海回来后如何一个村一个村地动员因家贫而失学的孩子到桃木疙瘩就读，使学校的学生由当初的5名增加到现在的18名，讲他每周开车下山为学校师生买米买面买油买菜的辛苦……听一个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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