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鬼佬专家ＰＥＴＥＲ
作者：阎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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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彼得)这个名字在外国人中间似乎很是多见，有点类似我们中国的张三李四。我这里要讲的Peter其人是我在香港英文部一起共事时的澳大利亚专家。尽管他很年长，又有专家头衔，但我还是爱没大没小地直呼其名。
如果用普通洋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他，他的身材远不够高大伟岸，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光光的头顶上围绕着一圈稀疏斑白的头发，面孔总是红红的，与其说这是健康的表现，不如说这是高血压病的征兆。他走路时总是风风火火，目不斜视，像在赶一个什么集市，安定下来的时候，不经意之间总透露出一种十足的绅士派头。他的衣着永远是干干净净齐齐整整的，就连T恤也要一丝不苟。
我听他说过，早年间在澳洲的时候，他是一位教师，来到香港以后也有很长时间一直以此为职业，他还兼任过中学校长等职。事实上，我的确很难想像出他做师长时的那种严厉，因为他总是很乐天，几乎没有什么脾气，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便要开玩笑。他说过，假若有一天没有笑过，那么这一天似乎便要白过了。有些调皮的孩子管他叫青蛙先生，因为他的后一个名字Gardner的发音容易让人联想起青蛙的“嘎嘎”叫声。他给我一边学舌时一边发笑，还故意惟妙惟肖地发出很重的鼻音。
无疑，他身上流淌着英国后裔的血液，骨子里还是趋向正统保守的一面。比如，他对麦当娜的种种反潮流行径非常嗤之以鼻，带着强烈的“傲慢与偏见”。每当有她的消息传出，他只用一个词来面对，那就是awful(糟糕)。他常常独自感叹，我太老了，太迟钝了，需要一个newhead(新头)。他转过来对我说，what about Madonna(换一个麦当娜的头怎么样)?他这个大胆妄为的设想可把我们逗坏了。我问他，那么你比较中意的人是谁呢?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认真地回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因为她处世得体，有大家风范。
已进入老龄的他一直是个single(单身)，没有婚姻状态，但据可靠人士透露说，他有一个和他相伴的老情人。我后来也注意到，在电话里经常有一个沙哑的、略带点颤巍巍的苍老女声找Gardner先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位红颜知己。反正一接到这位老女人的电话，老Peter仿佛也一下子充了电，变得兴奋起来，更加talkive(健谈)。没人知道他这个黄昏恋始自何时，我想，他们大概正像晚霞的余晖那样在相互映照着彼此孤寂灰暗的晚年生活吧。
他曾经邀请我和同事到他的栖身之所。这套每月吞没他一多半薪水的住房，从任何角度上看都更像是一个微缩景观，虽然卧室客厅厨房等设备一应俱全，但它们都比通常的规模要小许多倍，除了客厅的空间稍大些外，其余的地方都仅可旋身。但这毕竟是他的家，他说他已经很知足了。
对公司而言，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他以前一直在中资的文化机构供职，很少有外国专家能像他这样对中国的事物了如指掌，所以，除了语言文字的精确外，他还可以代为我们翻译的稿件把把政策关。在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已经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一个任劳任怨，而工资待遇又偏低的外方雇员了。
每天，我们的正式翻译工作从中午一点半左右开始。久而久之，我已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在中午时分，随着一声熟悉欢快的“Hello”声，我就会看见一位手拎着大包的麦当劳外卖牛皮纸袋，笑容可掬的老绅士，钟表一般准时无误地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天天如此。这一切都在预示着，我们英文部又一个战斗的下午快要开始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午餐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麦当劳，他从前一直打两份工，当他匆匆忙忙地从另一个工作地点赶到这里时，是绝对没有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吃上一顿西餐大宴的。他的胃消化了太多的麦当劳快餐，他对它的评价也同麦当娜一样：awful。
我在香港时领教到了什么叫做超负荷的工作，英文部只有四个人，除了老Peter和一个负责人外，只有我和G先生两个是“扛长工”的。G先生是一个勤奋、朴实得有点木讷的香港雇员，我们两人平均每天要翻译四五条本社的新闻稿件，而且多是长稿。三十岁左右的G先生有时累得可以，不得不在工作间隙抓紧时间打几个盹，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沉睡时重重的头碰桌子声。
Peter负责流水作业的最后一道，他将我们的手译稿再正正规规地打印在电脑里，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地敲稿过程，他要在我们原稿的基础上修改润色加工，使之更符合外国人的语言习惯。而在没稿子提供给他的时候，他常要咕哝一声：my poor eyes(我可怜的眼睛啊)！说完后就夸张地做痛苦状，而当稿子一来，他就又像临战前的士兵接过武器时那样，重新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他的晚餐是名副其实的dinner(正餐)，不过这正餐的时间大大地推延了。我们六点钟到食堂吃晚饭，他则一直饿着肚子在部门留守，不肯去和我们吃中餐食堂。七点一到，他又在空腹状态下继续工作，中间顶多再吃点零食果腹(他的电脑桌里备了饼干等很多零食，他经常把它们拿出来与我和G共享)。在晚上收工打过卡以后，他同样又像在中午上工时那样精神矍铄，他对我们报以绅士般的微笑，然后麻利地整理行装，然后风度翩翩地道别。
有一天，他拿来一张照片问我：猜猜这个人是谁，我一怔，认不出来，相片上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长着一头茂盛的头发。再仔细看一下，这不是P又是谁呢?多少年过去以后，他的眼睛还和从前一样地明亮、清澈，不带一丝杂质。他拿着照片端详良久，喃喃地自语说：我的一头beautiful hair(美丽的头发)都到哪里去了呢?
到那时，他来香港已经整整二十又七个年头。我不熟悉广东话，他也不熟悉普通话，所以我们只能用英语交谈，但据当地的雇员说，他的广东话十分了得。如果你不抬头，听他用娴熟的粤语同人交谈，你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鬼佬”。但可惜，我确是一个广东话盲。和老Peter的朝夕相处使我有一个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我的口语的确长进不少。同时他也尝试着和我学点普通话常用语，但他发现这是世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虽然他已通晓法语德语和一点点希腊语。比如，他永远也分不清“狮”“石”“死”的正确发音，经常把它们搅为一团。
在年复一年繁重枯燥的工作中，他几乎从不休假，按规定他是完全可以休假的，但他又惟恐长假会扰乱正常的工作程序。加之我们的稿件的确又离不开他的最后修正。他到过中国内地，但那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的短暂停留，他去过的地方很有限，只在山东周围，但印象极佳，他说，那里的民风民俗很让人玩味，他还特别地拜谒了他的偶像孔老夫子。他曾不无遗憾地说，我很想去北京，想吃吃正宗的北京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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