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北京人
作者：王 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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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百惠睡醒了,中午的营业高峰也已经快过去了,她有点气自己怎么那么懒。她这人就这样,事情被耽误了之后总要责备自己,但困了累了的时候,总还是要先选择休息。这时她从宿舍里出来,脸上就很不好看,服务员不知她是在冲谁生气,都尽量躲着她。
林百惠挑剔的目光在餐厅里扫了一遍,餐厅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可看,但是透过玻璃窗,她看到一个墩墩实实的男人,正抱着胳膊站在窗外,向餐厅里边观望着。
那男人是隔壁饭庄的老板,他发现林百惠在看他,也就冲林百惠招招手,林百惠不知他有什么事,就走了出去。这老板嬉皮笑脸地走过来,对她说:"大姐,生意不错啊。"林百惠说:"还凑合。"林百惠面前的这个老板,和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老板差不多:方面大耳,理着一个寸头,身材健硕。除了长相之外,这人的其他特点就不知是不是标准的老板作为了。他好像不管自己餐厅的事,当然也许人家是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他的爱好就是到别人的餐厅里转。林百惠刚开业的时候,他一天三顿都在林百惠的餐厅里吃。看到餐厅里有苍蝇,他就喊:"小姐,把你们的苍蝇拍拿来给我使使。"诸如此类。平心而论,有人挑毛病对林百惠来说应该是件好事,林百惠也是知错就改的人,但是她改了错,却并不感谢他,而是一百个烦他。这大概也就是人性的弱点吧。
林百惠看到他,笑眯眯地说了声:"好久不见"之后,就惴惴不安地想:又有什么毛病了?那人煞有介事地问:"你是想认真赚钱哪,还是在家呆烦了想找个事儿做。"林百惠说:"我就是在家呆烦了想找个事儿做,但是已经做了,谁也不想赔钱。"他说:"你要是想赚钱,就得整天呆在这儿,一天只来十分钟,餐厅乱成什么样你都不知道。"林百惠想到自己在营业高峰睡懒觉的事儿,不禁脸一红,嘴上继续问:"怎么了?"那人一撇嘴:"哎哟,你可不知道,可不像话哪。"林百惠说:"到底怎么了?"他就说:"天天门口站个土不土洋不洋的丫头,像什么话呀,待会儿派出所该上你这儿扫黄了。"林百惠知道是说二丽,心中气恼,但嘴上不服输:"不就是在门口站着吗?门口站着碍扫黄的事儿了?我这里又没有包间。"林百惠心想:你那里才有包间呢,整天坐着几个漂亮小姐,没事儿就坐在玻璃窗前望大街,谁知道干些什么勾当。
那人听林百惠这么说,更加高兴,说:"原来你知道呀?我看她那么不得体,还以为是背着你别人安排的呢。听说你原来是老师?不像你们文化人的风格呀。"原来他在这儿抖包袱,气得林百惠直翻白眼。
林百惠抬头一看,许兴丽正隔着玻璃向这边张望,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林百惠推门进去,许兴丽就侧过身来向她打招呼。玻璃窗外那个老板还没走,站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她们。林百惠说:"快点儿给你妹妹找个事儿吧。"许兴丽就作出无奈的样子说:"林姐,你就让分店收下她吧,洗碗,扫地,干什么都行。"林百惠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分店现在不缺人。"她一指窗外站着的那个汉子,说:"你让你妹上隔壁去问问,离你也不远,互相照顾。"那家伙看到林百惠指他,愈发搔首弄姿,还冲她们挥挥手,做个再见的表情。许兴丽看了看他的背影说:"他可不行,我打听过了,他都半年没给工人开工资了。"是吗?林百惠心想:这家伙这么有本事,我倒没看出来。许兴丽接着说:"林姐,我就觉得你做人公道,我妹脾气怪,心眼儿也不够使,让她上别的地儿我不放心。"林百惠早就看出来许兴丽这人特有主见,她认准的事儿,千方百计要干成。绕了这么一大圈,她让她妹妹去分店的主意一点儿没变。林百惠不禁有点儿恼火,觉得自己被员工算计了,但是她这人又禁不住别人吹捧。许兴丽说出了她的一个优点:从不欠员工的工资。其实这算什么优点?可是经许兴丽这么一说,林百惠也就不再推辞,乐滋滋地觉得这真是一个优点了。
林百惠说:"好吧,不过分店可是在大兴。"她说这话是为了提醒许兴丽,分店离得远,不一定能照顾她妹妹,但是许兴丽答非所问:"没关系,大兴也是北京呗。"林百惠当天晚上就把二丽送到了大兴的分店。
解决完二丽的问题,林百惠就着手招了一个下岗工人,四十多岁,文化也不高,说话也并不怎么得体,但她有个优点:什么都不怵。林百惠问她:派出所来人你敢去接待吗?她说这有什么不敢的?谁没报过户口呀?再问她:防疫站来人你能应付吗?她又说谁没见过防疫站呀?我小舅子就是卖消毒柜的。别管她说得沾不沾边,就冲她这信心,林百惠也就把她留下了。
但是餐厅并不是一天到晚总有外事,不办暂住证的时候她也得帮着刷刷碗什么的,因为她不会做别的。即使这样,林百惠给她定的基本工资还比许兴丽们高五十。许兴丽们知道了,就都很不高兴,连小马也明显地表示出不满的情绪。林百惠坦率地说:"你们外地人需要办暂住证和做工证,这两样一年就得五百块钱,如不需要办证,我就把这五百块钱补贴她本人,这不也挺合理吗?"但服务员们还是不服气,故意把累活儿留给那个大姐,那个大姐也不是好惹的,于是屡有冲突发生。一开始,她只是在那儿说说闲话而已:"我是北京人,这能赖我吗?这是爹妈修来的福。"再后来干脆直接骂她们"滚回去",就像失业的美国人骂抢了他们饭碗的黑人和墨西哥人一样。到了骂人的地步,小马一脸严正地把她开除了,林百惠也不能过分干涉小马,因为规章制度里明确写着不能骂人。
提起规章制度,林百惠就突然想起不能留宿外人这一条。二丽也走了,正好应该让小马把这条加上。小马接受了修订规章制度的任务,但他觉得"外人"这个词不好,容易让人联想成"外地人",于是就写成:"不能留宿一切人,包括北京人和外地人。"林百惠也没纠正他,意思到了就行,这点儿自主权小马还是应该拥有的。再说了,这规章制度毕竟是写给服务员们看的,没准儿小马的措辞他们更能理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餐厅时好时坏,总是围绕着一个水平线上下浮动。不过在这个过程里,林百惠跟小马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林百惠每次发什么通知,都是拿出去复印,发给服务员人手一份。这是她过去在机关工作的习惯,她从没有对这习惯发出过疑问。小马却说根本没必要这样做,他每次发什么通知,都是只在墙上贴一份,然后让大家去抄。他说服务员的脑子都是笨的,必须让他们抄一遍才记得住,而且你发给他们的复印件,他们根本不珍惜。林百惠起初还不信,后来在宿舍看到服务员们用复印的规章制度包瓜子皮,这才信了。从此她经常看到在光线不足的走廊里,服务员们拿着一个本子,抄墙上贴着的各种东西,有时是新制度,有时是通报。他们抬头看几个字,然后低头写几个字,有时还伸出手指去,用手指点着刚才抄到的地方,以免抄串了行。林百惠就想:这是何苦呢?但她不得不佩服小马。
林百惠和小马经常颠倒关系,比如是小马对林百惠说:"钱要一分一分地省。"林百惠非常感谢小马的忠告,从此就向自己的习惯挑战,看看在哪些方面还能省出钱来。一旦有了省钱的愿望,就觉得花钱的事情铺天盖地而来。
这天她正坐在办公室里反思,忽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是街道办事处的,然后掏出工作证、收费许可证和一本发票,一一摆在桌上。
林百惠问:"您有什么事?"那姓李的男子就说他是来收保洁费的。
林百惠问多少钱,他说这得先丈量后计算。计算的原则是:林百惠这店的长度乘以门前马路的宽度,得出一个平方米数,林百惠得按一平方米一块钱的标准交保洁费。
林百惠这才明白,他收的保洁费是针对门前的马路,她于是说:"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扫马路的钱是由马路两侧的商家出。"老李就说:"我这儿有收费许可证和物价局的文件。"林百惠想:既有文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惟愿这个数目不太大。但是数目多大得取决丈量的结果。这个店的长度不用量了,林百惠心中有数,她不清楚的就是马路的宽度。她天天从这条街上走,从来也没想过目测一下它的宽度。林百惠这时心里直打鼓,不住地想:到底有多宽呢?
林百惠和老李一起到店外的马路上。老李拿出一盒圈尺,拉出金属片儿包着的卷尺的头儿,然后把金属片紧贴着马路牙子的根部,按在地面上。他做这一切时极有耐心,也不怕麻烦,这更给林百惠一种压力,觉得那个数据一旦产生,必是对自己不利。林百惠拿着尺盒,看看左右没车就过了马路,尺盒像春蚕吐丝一样,在林百惠身后叽里咕噜地把尺子吐了出来,林百惠手中的尺盒越来越轻,心情却越来越沉重。终于到了马路的另一头,林百惠一看手中尺子标出来的数:竟有14米。她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不相信似的看了看手中的标记。老李还蹲在马路那端,有涵养地耐心地等待着,一副让事实说话的样子。林百惠忽然想到:自己也应该蹲下,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嘛,他蹲着我站着,量出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这很不合理。于是她也蹲了下来。她把手按在地上,用手指甲掐着尺子,用尽全身力气把尺子向自己身边拽。可不论她怎么使劲,那尺子总是不肯服服帖帖地绷在路面上,就好像是路面不平一样。正在这时,一辆三轮从林百惠面前经过,把本来高出路面几厘米的尺子碾到了地上。林百惠抬头一看,是辆扫马路的三轮,车后伸出铁锹的长柄。骑车的人对老李打着招呼:"李科长。"老李点头却不说话,气派很大的样子。
三轮碾过以后,尺子又恢复了刚才的长度。林百惠看看手指甲掐住的地方,也不过就比刚站着的时候少了二十厘米,并无本质影响。林百惠站起来,一边过马路,一边飞速计算着,计算的结果是一年得交四千块钱。等她走回到马路这端时,老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四千块钱,这对林百惠来说太多了。钱一多得让她心疼,她就开始琢磨这项收费合不合理。他们收起尺子,回到办公室,重新沏上茶水,开始新一轮谈判。
老李满心以为林百惠得跟她讨价还价。他心里也有谱,知道这钱太多了,哪个店也不会乖乖地交上来,所以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林百惠一坐下来就说:"这项收费不合理,我不能交。"老李就有点儿不耐烦,他心里有几个打折方案,比如他可以说:我只让你交靠近你这一侧的马路的保洁费,也就是说,把马路宽度除以2,这样就剩下了两千块钱。现在林百惠压根儿否认这项收费的合理性,那他的打折方案就无从谈起。因此他就说:"既然你早就知道不合理,刚才干嘛费那么大劲量马路?"林百惠一想:也是。她就解释说:刚才量马路无非是想知道到底收多少钱,钱要是少呢,不合理也就交了,钱要是多呢,不合理则不行。
老李说:这不就对了,钱多少是可以商量的。
林百惠没有经验,不知道老李的意思是可以讨价还价,再说四千这个基数太大了,就是打九折还得交四百呢,林百惠连四百都嫌多。所以她还得从根本上否定这项收费,于是说:"这钱我不能交,从来扫马路都是环卫局的事,什么时候变成街道办事处的事了?"老李就说:"你以为我们街道办事处想管这破事?还不是因为环卫局不管这一片。"林百惠就问:"环卫局为什么不管,我找他们去。"老李信口说:"是因为这是新开发的小区,开发商还差一笔钱没交,所以环卫局不管。"这下林百惠得了理:"原来是这样,那我告开发商去不就得了?您等着吧,我把钱给您要回来。"老李这时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赶紧否认说:"我这也是道听途说,并不确切。"显然他也不愿意把责任说得太明确。
于是林百惠总结道:"甭管确不确切,你已经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扫马路这事儿是强加在街道办事处的一项负担,您并不愿意扫,而且还赔钱,所以我替您去呼吁,您就等着吧。"老李的脑子一下被林百惠搞乱了,他就听清了"赔钱"这个词,于是紧紧抓住,说:"没错,我们就是赔钱,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年得花几十万呢。刚才碾过尺子的那辆车,你看到了吧,就是我们街道办事处雇的扫马路的人,光是付给他们的工资,提供他们吃住每年就得花去十几万。"本来这些话林百惠沉默地听着就是了,但偏偏她还要抖机灵,进一步说:"刚才那人我认识,他女儿就在我店里。"老李一愣,这话既可以理解成支持老李的论断,也可以理解成扫马路的成本她很清楚,根本花不了十几万。老李愣了片刻后显然做了后一种理解,镇定地说:"各项费用都有明确的账目,区里每年都派人审计,再说还有其他的花费,你又不总管全局,当然不知道。"林百惠说反正这钱我不能交,不合理。老李从来都是讨价还价,关于合不合理的讨论不是他的擅长。他有点儿气恼,他很想说:合不合理的问题我压根儿就不跟你讨论,但他又隐约觉得这样说似乎不妥。大概老李在收钱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林百惠这么难缠的,这时他真的有点儿动气了,刚才端出的那副政府工作人员的劲头不见了,代之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你要是觉得不合理,你早说呀,你干嘛还要费那么大劲量马路?"林百惠说:"量马路主要是为了知道要交多少钱,钱要是少的话,不合理也可以交。"老李斜着眼睛看了林百惠一眼,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说白了,还是因为您没挣着钱。"林百惠听了这话心里别扭,因为这话说得挺对。如果她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不合理收费,她也就不去丈量马路了。现在知道四千,她才开始要说明这个收费的不合理,这说明四千对她来说是个巨款。林百惠是个有虚荣心的人,大概所有做生意的人都有虚荣心吧。现在她遇到了一个有关虚荣心的悖论,但是四千这个数目迅速战胜了她的虚荣心,她尽量使自己笑得自然:"您说的太对了,要是一百二百我还交得起,四千块钱我实在没有。"林百惠抛弃虚荣心是第二次。她的第一次哭穷是失败的。去年冬天餐厅里有个服务员对客人态度不好,和客人发生了冲突,正赶上那客人不是善茬儿,有意借故敲诈,非要林百惠赔五百块钱不可。林百惠反复跟他说餐厅没有钱,餐厅经营如何如何的不好。对方却逻辑清楚地说:"你赔你赚和我没关系。现在是你得罪了我,你得赔钱。"因此林百惠说完四千实在没有之后,就猜测老李会不会也说你赔你赚和我没关系,该交的钱就得交之类。可是老李居然没说,他反倒笑了。看来他很乐意听到林百惠说自己没钱。林百惠抓住机会扩大战果,贯口一般地诉说怎么成本提高,怎么经营不善,怎么利润太低,听得老李眉开眼笑,连说:"好商量好商量,咱北京人,要的就是个说法。"林百惠这时才感到:当北京人到底还是有点儿好处。
这件事之后林百惠有了点儿变化。她不再把讲理这事儿看得那么认真了。在那之前她对自己有个误解,以为自己爱思考,爱讲理,通过拒交保洁费,她才发现追求合理并不是自己的首要目的,她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益。这以前她虽然也算个生意人,可是目的是模糊的。像她这样抱着模糊的目的下海的人并不在少数。就像马拉松比赛开始的时候,一大群人从起跑线出发,什么人都有,有出于好奇来体验生活的,有想试试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的,有想在跑步过程中被人拍照的。跑着跑着,那些目的不纯的人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被淘汰出局了。最后留下的人都是目的单纯的人,是只想在比赛中获胜的人。林百惠现在就成了被留下的那一小撮人,只想赚钱的人。
林百惠提纯了自己的目的之后,许多毛病都自动地改了。比如看报纸,再不看花边新闻,而是看财经信息。纠正方言倒还在继续,但已不是发泄不满的手段。对来餐厅吃饭的客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只坐着聊天的则冷若冰霜。
保洁费的事并没到此为止,还有余波。有一天小马告诉林百惠说:这条街上最大的三家店都没交保洁费,小店倒都交了。小马的结论是:这三家大店的老板都是北京人,收钱的不敢欺负北京人。林百惠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她说关键是大店要交得多,钱一多自然就有意见,反倒容易较真。小马坚持自己的看法,林百惠看出了他的情结。小马自己经营餐厅失败,他不肯总结教训,就喜欢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不是北京人上。唉,各人有各人解不开的疙瘩。
林百惠本想指出这一点,但是她现在变了,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指出事物的内在原因和逻辑。相反,她现在经常顺着别人的错误的思路走。她这时做出气愤状,把户口制度批评了一番,说户口制度是中国制度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根源,凭什么你生在北京就有北京户口呢?完全是血统论嘛。人家美国就没有户口。
林百惠去过美国,有时在餐厅里说着说着就会提到美国怎么样。这时小马就好奇地问:"美国真的没有户口?"林百惠说当然没有,美国人就认钱。你在纽约能找到工作,买得起纽约的房子,你就是纽约居民,你的孩子就上纽约的学校。说到这里,她话锋一转,将小马大大地鼓励了一番,说你在北京大有作为,咱们餐厅就是你的用武之地。不要理会个别人的势利眼,只要你好好工作,在北京有房有车完全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小马情绪高涨起来,表示要为餐厅努力工作,并且一口气提了三四条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