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罗布泊随笔
作者：朱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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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废墟巡礼
千百年来，旷日持久的漠风日夜不停地在切割着这里的地面，楼兰废墟已被切割成一个个互相独立的土墩、土台。佛塔废墟是独立的一墩；出土过大量文物的"三间房"废墟是独立的一墩；西南面的民宅废墟又是独立的一墩；正南停留着一只小鸟的地方也是独立的一墩。这些墩与墩之间的沙土都被天长日久的漠风渐渐刮走了，形成了很深的沟壑。这些残留有废墟的土墩，是因为有坍塌的断墙、房梁、篱笆和残墙中的红柳枝条、芦苇等等压住了沙土，才保留下这些墩状土台。
佛塔废墟是一个烽燧状的土墩，塔身是由一层红柳枝条、一层粘性泥土相叠着堆筑而成的，土层中仍可清晰地见到那些枯而不朽的红柳枝条。佛塔土墩南坡上的僧房已塌坍无存，地上散落着几根胡杨木梁柱和一些红柳枯枝。一根根满身裂纹的胡杨木梁柱，都还保持着方方正正的形状。这种裂纹的形状非常特殊，每条裂纹与左右相邻的其它裂纹时断时续地互相勾连着，没有哪一条裂纹是直通到头的。因此，它们虽然浑身开裂如此，但整根梁柱却能保持不断不散。这是楼兰废墟中胡杨木遗物的特征，其它任何遗址中的任何木质遗物都不会开裂成这样。其中有一个胡杨木门墩，是在一块长方形木块中央有一个圆形凸起，又在圆形凸起中央凿出一个安装户枢的圆形凹坑。由于它形状特殊，大家纷纷扶住它照相留念。
从佛塔遗址向西，翻过一道深沟，登上了"三间房"土墩。"三间房"是一处官署遗址，是楼兰古城的中心。这是整个楼兰废墟仅存的几道土墙，土墙厚达半米。室内空间非常窄小，房间宽度不足两米。但较深，成狭长的一条，很像江南民居中的"弄堂"。这种古代官衙建筑形式显得非常特别，为什么要筑如此厚的土墙?是出于防盗，还是利于御寒?那么，这间不足两米宽的小小衙门内，坐着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官?他相当于今天的县长还是乡长?但我知道，古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称为"国"的。
房不在大，有文物出土则名。这"三间房"是发现文物最多、对楼兰学贡献最大的一处重要遗址。瑞典的斯文?赫定1900年3月末首次到达楼兰，第二年他在这三间房内共发掘清理出120支木简、157件汉文文书。后来，英国的斯坦因又先后几次来到楼兰，又从这三间房遗址的两个灰堆中清理出几十件重要文物。灰堆，即古代官衙的垃圾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是两位"拣垃圾"大师，两位蜚声世界的探险家兼考古学家，两位中国西域古文物大盗，两位楼兰学的开山鼻祖。
在"三间房"西南侧的一个土墩上，沙堆里立着一圈木桩，可能是一处民居遗址。地上横着两根粗大的门柱，门柱旁有两个很大的胡杨木门墩。汪成农和摄像员杨军岭都说，他们上次进楼兰时，这个门框还是立着的，这次来已经倒塌了，真可惜。他们不无担忧地说，下次再来，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东西。他们又领我到房址的西南角上去看一盘石磨，可是在沙堆里找来找去没有找到，石磨不在了，不知被谁搬走了。楼兰的地表残存文物正在严重流失。
本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了一股中亚探险、楼兰盗宝狂潮。进入80年代以来，似乎兴起了新一轮楼兰热。这些年，进入楼兰废墟探险、考古、拍电影之类的讯息不断见诸报纸、电视。尤其是有关单位开辟了"楼兰游"旅游项目以来，进入楼兰废墟旅游的外国人、中国人接连不断。我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以后，地方有关部门对罗布泊地区的地质勘探也已开始。罗布泊和楼兰正在失去往日的神秘和宁静。
幸好，对一般人来说，穿越罗布泊和进入楼兰废墟毕竟仍是一件大难事。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要是进入楼兰太容易，那么，要不了几年，楼兰遗址将很快被糟蹋得无法辨认，甚至荡然无存!即使进入楼兰的道路如此艰难，将楼兰遗址糟蹋无存的危险也已露出严重苗头。
石磨不在了，我便仔细观看着这座房屋的结构，地面上残存着红柳枝条编成的墙芯，抹在红柳枝条上的墙泥均已剥落。从地面残存的房基轮廓看，三间屋子相连在一起。当中一间是堂屋，稍大，有前门，有后门。这扇背阴的后门开得有些蹊跷。现代中国民居风俗，南方气候炎热，需要前后通风，乡间民居都有后门；北方气候寒冷，主要矛盾在于防风而不在于通风，故乡间民居只有前门，没有后门。我在西安半坡村遗址看过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古屋复原模型，也是只有前门，没有后门。楼兰地处西域，纬度比西安高，冬季更寒冷，但这座古代民居却开有后门，有些特别。我注意到，它的前门和后门都建有门斗，人员进出均须拐弯，这明显是为了防风。可见古时候这里就常年有风，而且风大。
当我走上南面的又一土墩时，两位卡车司机正在那里寻觅什么东西。他们都在罗布泊地质勘探队开车，经常到楼兰遗址来，都知道在哪个土墩上能拣到东西。他们向我迎来，递给我他们拣到的两样小物件。一枚很小的古钱，只有指甲盖大小，中间的方孔却很大，满身结满青绿铜锈，已看不清上面的字样。另有几粒项链珠子，只有绿豆大小，玉质，其中一粒是翠绿色的，这是古代妇女的饰物。一枚小小古钱，越过千年时空，传递来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浓重商贸气息。透过几粒小小的项链珠子，隐约可见当年楼兰街市上那些古代女子的绰约风姿。
在楼兰废墟盘桓了两个多小时，正午时候，温度迅速上升，大家坐在汽车阴影里吃干粮。我啃了一个馒头，嗓子眼里干得无法下咽，需要连喝几口矿泉水才能吞下一口馒头屑。有人测得地表温度已高达59℃，我开始出现中暑症状。为了不动摇"军心"，我没有声张，独自躲到一个土墩后面去方便了一下。
我重新回到高处，环顾四周，还有好几处土墩没有去登临。东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那块石碑那儿还没有去；北面，楼兰古墓群那儿还没有去；西面，枯死的胡杨林和古代进出楼兰城的古河道那儿还没有去……进一次楼兰那么不易，我多么想再仔仔细细多看一些地点。但我的中暑症状却在加重，心中一阵一阵往上涌，想吐。心里想，不好，一旦在这里倒下几个，将无法收拾，必须撤出去了。
我忍着许多遗憾，下令回撤。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何时还能再进楼兰?
余纯顺之死
返回途中，到达换乘点时，测得地表温度为53℃。换乘"沙漠王"越野车后，车内空调效果毕竟好得多了，行车也平稳多了，车速也快了。
车子向东穿过罗布泊湖底，至东岸，向北一拐，直奔孔雀河北岸方向而去。这时，我向罗布泊北岸远远望去，那绵延不断的沙黄色雅丹地貌带，被偏西的强烈阳光照耀得金碧辉煌，如同一座气势恢宏的神秘古城，布满了一处处玉宇琼楼、神殿仙阁、迷宫魔窟。
车队在荒漠沙丘地上疾驶，卷起的滚滚烟尘，如同一条黄龙在沙漠中腾挪。
车队抵达罗布泊北岸，向西拐弯后，迎着西沉的夕阳，沿着孔雀河北岸一直向西。我们的车队时不时从雅丹地貌带的边缘通过，形态各异的一个个土台拔地而起，耸立在路边。每个土台互不相连，但又不即不离地组成一处处群落，形成一种独特景观。
今晚，我们还将在宿营地住一宿，明日方可返回基地。但是，这时离宿营地已越来越近，已经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已从罗布泊死亡之域安全返回。
这时，我忽然想起，20世纪初进入罗布泊和楼兰探险、盗宝的那些西方探险家，他们那时不具备我们今天这样先进的交通和通讯工具，更没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供他们利用，但他们却进得去、出得来，这一点很不简单。我想，他们获得成功的奥秘，假如用一个公式来表示，那就是"冒险精神＋科学态度"。
联想到我国在罗布泊腹地遇难的两位著名人物，我的心情颇为复杂。
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至今仍是一个谜。
探险家余纯顺死在罗布泊，则是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造成的恶果。我从电视台和报纸上介绍的有关余纯顺之死的一些情况中了解到，他的死因有三条：一、迷路。上海电视台的有关摄创人员，后来曾进罗布泊去探查究竟，发现余纯顺错过了应当拐弯的第一个岔路口，走出去34公里。这样，他就离事先埋有饮水食物的预定路线越走越远了。他发现走错后从原路返回，但往回走了30多公里，在离第一个拐弯岔口仅剩14公里时却停下了。二、断水。在他死亡的帐篷旁，发现他死亡前曾用一把小小藏刀挖了一个深、宽各有一米多的沙坑，说明他死前曾竭尽全力在找水，企求能活下来，等待救援。但干涸的罗布泊湖底即使挖下去一两米也已找不到一滴水，他终于彻底绝望，将那把藏刀丢弃在干坑旁，回到帐篷内安静地躺了下去。三、高温。他违背了"夏季不进罗布泊"的戒律。低洼干涸的罗布泊湖盆，恰如一个巨大的太阳能聚光镜，酷夏季节，每天中午的地表温度最高可达六七十度。余纯顺迷路后求滴水而不得，却要在46℃高温中艰难跋涉、挖坑找水，终于不支，被高温活活烤死了。对此，余纯顺本人要负责，那些出于猎奇目的怂恿他去冒险的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严格地说，余纯顺和他的怂恿者都不懂得荒漠探险的科学常识。虽然余纯顺已经穿越过一次罗布泊，但在炼狱般酷暑高温的夏季，既不具备先进的跟踪设备，又没有可靠的保障条件和应急救援措施，便同意余纯顺再次只身闯进罗布泊腹地，是极为草率的举动。余纯顺的整个探险活动，其实都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表现，现代文明中的探险活动再不应当是这样进行的了。不能全盘否定余纯顺的探险精神，但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探险家。他虽有勇敢的冒险精神，却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
余纯顺不是孤立现象。
余纯顺的事例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有一定代表性。人们处处表现得敢于冒险，有时却缺乏充分的科学准备。尤其在年轻一代人身上，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张扬个性、释放潜能的欲望。因而，接二连三地出现过一些极具冒险精神的活动，沿着长城步行，沿着黄河步行，长江漂流，黄河漂流，骑自行车走遍全国，千里海疆行，万里边疆行，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探险，骑摩托车飞越黄河壶口瀑布，等等。这是激荡在中国土地上的一股新的文明浪潮。从中反映出的精神非常可贵，我们中国人非常需要发扬这种敢冒险、敢开拓的精神。
但是，探险不是仅仅有了冒险精神就行的，它需要有各种深厚的文化知识和可靠的物质条件的充分准备，要有非常严格的训练，要有非常严格的科学态度。对此，只要读一读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中亚探险和考古著作就明白了。办事讲究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突出优点。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全面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我们要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而对这一点似乎还学得不很到家，许多时候往往表现出急功近利，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张扬开拓精神，更需要呼唤科学态度。
1999年10月16日草毕，12月5日修改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