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命案
作者：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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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一个工人家庭的纨绔子弟。
但是，今天，这种界限在消失。鸦片在吞噬一切边界，鸦片在所有的土地上伸张。鸦片展示了欲望的极限，而欲望的无止境正成为生活的追求目标。鸦片和生活在本质上惊人的同一。释放，释放自己，释放一切能量。本能向逻各斯发起挑战，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得到鼓励。鸦片吸食者在固定的节日里得到关怀，人道主义者在布道的同时，告诫那些使用针管的瘾君子，尽可能不要和别人混用针管，以免染上艾滋病。科学研究表明，瘾君子之所以难以摆脱毒瘾是因为脑垂体中有一个部位控制人的感觉，如果某个人的这个部位发生病变，那么这个人的毒瘾就比别人大，对毒品就会产生更多的依赖。生理学总是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发球，以科学的名义轻易突破道德的防线。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父亲教给我的知识还能留下多少。
现在，一个鸦片吸食者把烟头留在了作案现场，他留下了自己的罪证。怀疑一个道德上的恶人总比怀疑我们的邻居让人心里舒服。和感情已经没有关系了，作案者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社会的渣滓，他天然地应该受到惩罚。对我们无从下手的案件警察有办法，我们很快就知道，警察原来和小偷玩的是相同的游戏。如果小偷捉警察，小偷会很快抓住警察。同样，警察要真心找小偷，小偷就绝不会有藏身之地。警察掌握着这个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吸毒犯、前吸毒犯。在所有的吸毒犯中，总是存在一个互相沟通的网络。一个人只要第一次吸毒成功，马上会有人主动找你补货。警察只要抓住一个审问就行了。
结果当然让我们失望。这个案件和附近的吸毒者没有任何牵连。我们期望中的作恶者这一次没有出现。
老家门窗没有任何撬过的痕迹，案犯直接进入了房子。这起码证明，老太太认识罪犯。
必须缩小怀疑范围。
会不会是老家来人借宿?
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让人伤感的话题，怀疑直接对准我们自己，对准我们内部。相信我们以血亲建立起来的关系是靠不住的，相信人在绝境中连自己人也不放过。我们向人类的道德底线发起冲击，毫不留情。
问题是，孩子们不知道老家在哪里。不知道老家具体在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家有什么人，不知道老家的联系办法。全家从老家已经出来近五十年了，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回去过，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关心那个地方。毕竟和那个地方没有任何感情。只有母亲坚定地认为，这个地方是不可更改的，永远存在的。她回忆它，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她坚持，一定要在进入坟墓之前回一趟老家。于是，她就回了一次老家。可是回来之后除了老家的贫困引起大家的感叹，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现在，老家成了一个问题。
事实上，老家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有过农村生活的人们中间。在农村，人类似一种植物，常年生活在一起，几乎不存在迁徙的可能。父辈们生活在一起，儿女们还会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不但和对方发生关系，还和对方的祖辈发生关系。大家熟悉彼此的一切，知道谁可以信任谁不值得信任。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会让整个村子都戒备起来。一个有偷盗行为的人在进入某家门之前，这个家庭的全体成员都会敌视地看着他。全村人会在各种场合提防这个人，他在参加所有公共活动时都会遭到挤对和嘲弄。他把自己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无论谁家丢了东西都会怀疑他。
老家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纠缠，人们的所有行动都集合在一起。人们通过节日，春节清明芒种端午夏收秋播一系列活动连接在一起。人们沿着农业和血缘的网络交通在一起，这种交通宁可堵塞也不能轻易断裂。人们认为亲戚是走出来的，必须走亲戚。走意味着距离，意味着会面的艰难。走又意味着行动，它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它必须专门准备，打一个电话是无法代替的。
但是，在城市里没有这种可能了。孩子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城市里，他一直在漂动。他没有老家的概念，他不会产生根的感觉。距离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会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的生活成了一个断面的集合，我们很难确定和我们打交道的这个人的道德状况，我们永远了解的只是他的一个方面。我们可能和远在东郊的人是朋友，但永远都不知道住在自家对面的人整天在忙些什么。这在我们看来是正常的，文明的。我们彼此疏远，不干扰对方，不介入对方的生活。我们看电视，电视带给我们整个社会，电视让我们和整个社会保持接触，电视帮助我们解除孤独。我们有电话，电话帮助我们连通世界。孩子们厌恶老家，惧怕回老家，惧怕老家黏黏糊糊的感情，惧怕看见老家脏乎乎的墙壁，不干净的饭菜。老家像一个遥远的伤疤。
但是现在，老家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成为必须怀疑的对象。我们怎么下手?
5．民工
有两个理由怀疑民工：第一，这家此前搞过装修，钥匙曾经给过民工；第二，临近年关，许多没有领到工资的民工可能铤而走险。
坦率地说，我不愿意怀疑民工。这是一个奇怪的心理，这种心理再次牵涉到我的出身和背景。我又一次知道，我是难以摆脱这个背景的。
我之所以不愿意怀疑民工，是来自于我最直接最天然最原始的一个感受，即：农民是可怜的悲惨的受欺凌和侮辱的。他们总是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而伤害他人似乎从来就不是农民的行为。我的这种判断太过武断简单，以至于我连自己也无法说服。但是当我面对一个农民的时候，我还是想到他们全体，想到他们的面孔、生活。
我的这种同情中隐藏着一种我也不易觉察的心理：惧怕重新跌入到农民这个行列之中。
对于我来说，农民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接近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这个起点有着漫长的阴影，几乎覆盖了你的终生。我曾经试图切断和这个阶层的联系，但事实证明我失败了。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农村生活，但是当我度过自己的青春时期以后，那些曾经消逝的生活又复活了。我看见每一个民工都想起我村中的某个人，甚至我的叔父，一个老实巴交只知道出卖力气的人。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乡下有一个下苦力的父亲，他看待农民时就会多一份温情。
今天，生活在城市工棚中的那些人，不过把自己在农村的生活复制到了城市，吃最简单的食物，干最繁重的力气活，穿最肮脏的衣服，但是，在城市背景的衬托下，农民立刻成了世界上最丑陋的人。
而这一切，在农村是感觉不到意识不到的。在农村，一个农民端起饭碗蹲在村头的时候包含着一种沉静和充实。他很自在地蹲在那里，蹲在田间地头，蹲在他的村庄。他安详地但同时是平等地吃着饭。他也许心忧天旱，但脸上暴露的绝不是焦虑，不是绝望。我在农民的绝望当中常常能找到一种熟悉的达观，能找到一种参透人生看遍事理的平和。但是在城市中，农民，我所熟悉的这一群体暴露的是焦虑和不安。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退路。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房屋。如果没有钱，他们就没有吃没有住，就丧失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丧失了在这个城市存在的任何理由。而在二OO三年即将过去，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感到我从未有过的虚弱，我感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能无用过。有数也数不清的民工在年关即将床临的时候，拿不到工钱，无法回家。这其中包括我生活过的村子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到处找我，希望通过我能讨回工钱。我躲，我逃避，我承认我的无能，我请求你们对我失望。我觉得我的成长我的知识我的所谓文学追求对我的村庄来说，一文不值。我甚至不敢在过年的时候回到老家，我害怕面对他们。我永远都无法平衡我内心中的道德天平，我的生存我的选择对那些和我曾经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没有任何意义。而在我们的时代里，高楼大厦玻璃幕墙把经济追求、人生指标、社会道义巧妙地统一起来，躲过了道德追问。有人认为，放弃了对枕木之下的灵魂怀念，收拾起道德的鞭子，通过劝告和抚慰，他们就会自觉地把我们带向美好的未来。他们忘记了，这一切都是以我的乡亲们的血肉付出为代价的，我怎么能忘记!
有这么一天，在经过一条大街的时候，我看到一对父子站在街头。父亲肩上扛着铺盖，儿子跟在父亲身后。儿子是十四五岁的样子。父子俩正深情地看着街头一个卖日本串串烧的小摊，他们两个的神情一下子就击中了我，那种神情是无法描述的，这是一种标准的、农民式的、面对食品忘情时的神态。我突然觉得我就是那个儿子，那个父亲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和我父亲站在街头看着那个让人思量的食品。我平静着脸继续走，但是泪水早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想象力，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个批评。这种批评指责文学丧失了想象力。我不知道他们是指哪种想象力，但是我敢肯定有一种想象力是不被包括在内的：这就是对某一部分人生存状况的想象力。他们不会想象也无法想象某一部分人在今天是怎么生活的，而正是这种生活使我知道文学和文学多么不同，写作和写作多么不同。正是这种生活一再使我在写作中遭遇障碍，使我意识到，在我的写作中摆放着永远都无法绕行的命题。这种生活使我觉得想象力这个词是奢侈的豪华的。这种生活使我认识到，我所从事的写作和知识无关，因为知识不能帮助他们；和技术无关，因为技术不能帮助他们；和想象力无关，因为想象力不能概括、无法穷尽他们的生活，连想象力也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有限。这种写作牵涉内心，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内心，它只呼唤自己的儿子，呼唤那些从它身边出走的人。他们是溺水的人群，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没有援手就是一种背叛，掉头不顾在文字的风景中穿行，就是永远也不能饶恕的罪过!
我知道，在一桩命案中插入感情是不应该的。任何人都必须接受平等的怀疑和质问，包招民工。而谁都明白，过年对一个民工意味着什么。过年让一个民工会轻易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在排除了装修工以后，对民工的怀疑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判断。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难以计数的群体。
6．公安局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疼爱子女，热爱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遇事总是吃苦在前，很少考虑自己。我们不明白，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毒手?这样离去让儿女怎能不肝肠寸断遗恨终生?我们希望公安机关早日破案，让母亲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社会早日恢复安宁和平……
殡仪馆的广播震得嗡嗡直响，悼词中的怀念更像是一种声讨。亲人的哭诉和追悼让所有人为之落泪，我们无法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善良的人难以善终。如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无法实施，我们对社会对人生的信心在哪里?
所有的追问都指向公安局。
丹尼尔·贝尔在分析爱伦坡的小说时讲，侦探、新闻记者、妓女是小说家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是社会的蜘蛛，通过他们，社会结构成一张错综复杂但又相互联系的网络。矛盾在他们那里纠结，焦点在他们那里汇聚。他们是小说家最值得描写的对象。
我们之所以指责公安局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比我们更多的材料，他们有能力接近事实，他们有权力改变人的命运。但是，当我们突然跌入公安局之后，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们焦心的案件。对我们来说性命悠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成了一件普通的工作。
这常常是对峙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警方首先态度不积极不热情。
那么，我们对警方一直很积极很热情的想象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报纸，来自于电视。不但来自于已经艺术化的文艺作品，还来自于完全纪实的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