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减 法

作者: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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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现在,学校与家之间的距离是4公里,由1.5公里乡村土路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6年前我的学校距家不足30米。它位于屯子的中心,使每个孩子上学的距离大致上相等。那是一所小学校,房子比民房大约一倍。一年级在东侧的房间里,二年级在西侧的房间里,中间的小房间是两位老师的办公室。
  上下课是用电铃来呼喊的,不是一段铁轨挂在树上,然后由一个老头去敲。这说明我童年的生活环境已被现代文明所浸染,电线已同我的幼年生活扭结在一起。有电就有灯,有了灯,我们的教室就不会太昏暗。我基本上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读书识字的。
  我认真观察过那个房檐下的电铃,在它静止的时候,在它大叫的时候。它接近一个乐器。一个手掌大的圆面,一个小铁锤。铁锤敲击它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按下电钮,小锤就以肉眼无法追赶的速度开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响了,每一个响声还没来得及站起就被后面的声响扑倒了。它们一个连着一个,扭成一团,连成一片。其实,它的原理同树枝上挂一块铁,再用铁锤去敲是一样的,只是人力拉大了声音间的距离,给了每一个声音伸展和生长的空间。电铃的声音是那些独立、悠长的声音的有序码放,电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属的悠长的余音在这里是多余的,像懒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剪掉了。电将散落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懒散又悠长的声音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管理了起来,电说,向右看齐,齐步——跑!
  我在明亮的教室里,在切去尾音的规范的电铃声里开始了读书时代。我的同学有27名。二年级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所离家很近的学校毕业了。三年级要到距家,750米的小学接着读。学校在两个自然屯子的中间,这两个自然屯是一个行政大队,相距1.5公里。学校把1.5公里从中间断开,形成两个750米的上学之路。两个屯子的孩子相向而行,各自走过750米,然后在一个操场里混合。但据我们的目测和步测,学校距另一个屯子要近至少200米。学校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1500米的中心点不难找到,那么,这200米的误差是有意的。据我的分析,这与我的父亲有关。两个屯子合成一个行政大队,父亲是大队书记,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完全可以决定小学校的位置,也可以决定学校离自己的孩子是远还是近。最后,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原因有二:一、另一个屯子大,孩子多。二、大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来自那个村子,他们对父亲有敌意,敌视的原因仅仅是父亲的姓氏。父亲小心谨慎,力争不给他们留出攻击自己的余地。于是,我向前多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力上有意后退的距离。
  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我的同学是25名。有两名男生没有升入三年级,没有走上这条比另一侧远200米的上学之路。他们是因为严重的智障,与远出的200米无关。一个叫海,生得眉目清秀,头发还是非洲人似的小卷。他经过了两年学习,掌握了1+2=3,但2+1=?他有时算对,有时算错,至于3-1=?,他就从来没算对过一次。另一名叫彦,他的问题在文字上。他上课坐得最直,眼睛睁得最大,写字用的力气最多,但他写的字,一眼看上去,基本上不是汉字,比汉字的笔画要少一些。因为笔画少导致他写的字没能围成方块。他的字比别人的笔画重,笔画黑,划入纸的纤维,像是石刻。他手里的笔画,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不用力把它们嵌进纸里,它们就会到处乱跑。他机智地抓住了一横,急忙按进纸里,又抓住了一撇,再按下去。他无暇考虑这些笔画的准确位置,只能像抓鱼一样,匆匆丢到竹篓里。他被这些横竖撇捺搞得很累,其状不比他父亲犁地轻松。我们不认识他写的字,我们包括老师认为那都是错字。
  他们两个不上学了,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那750米又200米的上学道路上的景色他们没有看到;路两旁新栽的杨树,比我的胳臂粗不了多少。它们被春风刮得东倒西歪。叶子打着紧紧的卷,等着风的力量把自己吹开。这些小树的生命从父亲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开始,它们稚嫩的根须从会议的决定移植到泥土里。父亲栽树,在毁林开荒的年代,在植树不算政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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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学数没能在25这个数字上稳定住。一年后,这个数字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4个都是男生,其中一个善讲故事。他总是以九九八十一洞,洞洞有妖精开始他的讲述。他爱闭上眼睛,头也需要摇动,脸上的肉向下坠着。后来我见过一次他的母亲,他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他的母亲也爱讲故事。她沉浸在讲述里,往往一讲就是一天。再平常的事,到了她的嘴里,马上就妙趣横生了。善讲故事的女人也有不足,她不善做家务。家里乱,孩子的衣服也洗不干净。她的讲述常在细节上盘桓流连,而洗衣服则简明扼要,袖口衣领被她一笔带过。大队有时也对居民进行卫生检查。她家是不合格的,被挂了黄牌子。她并未因给大家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而被原谅,那甚至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良习惯。她的丈夫被所有的男人同情。她常常脸都来不及洗,就开始了讲述,哪怕听众只有一个。还有一个男生功课好,智商高。他是班里几十个学生唯一能在功课上跟我过招的男生。我的智力也许在他之下,但我较他多了一分用功,这样,我们的成绩就十分接近了。他们四个成为减数的原因,是在一个星期日,撬开学校的门,进入教师办公室,偷拿了一位老师放在抽屉里的5元钱,又在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满了尿。七几年,5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这一事件成为大案。据他们的供词,那5元钱被他们全部买了冰棒。共100只。他们找到一个金黄的干草垛,围坐成一个封闭的圆,那100只冰棒被放在了圆心上。他们说,我们以为能吃完,闷热的夏天,又甜又凉的冰块是最好吃的东西,多少都能吃完。有三个说从未在夏天吃过冰,另一个说5岁的时候去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吃到过一块。每人吃到十只的时候,圆心位置的冰块的减少已经十分缓慢了。剩下50只的时候,他们对冰棒的热爱已降到零度以下。剩下的冰棒在他们恐慌的目光的注视下开始了令人绝望的融化,最后成为一摊难看的水。他们惊恐地跑开了,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远离那个正在由固体变成液体的圆心。
  这个案子是第三天破的。老师发现了什么样的蛛丝马迹,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我不是记不清了而是不知道。那艰难的侦破过程没有公布,我只看到了最后的.结局:那天,天气晴朗。云彩呈丝线状,像是被用力拽断了。断开的纤维横在我们的头顶,谁有办法把那些断开的云丝挽结续接?在太阳和残破的云彩的下面,我们被集合在操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出来了,包括那位校长。操场上有一个见方一米高的台子。那上面每天都有一位体态婀娜、容貌美丽的女生领操。我的动作也许比她的更准确,但我没有被选去领操。准确不一定优美,她叫李满花。学校的有线喇叭传出了声音,这个声音较平时要高出许多个分贝。校长的激动在高音里不好隐藏。高音命令我们往台上看。我看见李满花舞蹈的地方站着四个男生。他们是吴五坤、常江、赵光晓、刘辉。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常江个子高站在中间,善讲故事的刘辉矮胖站在一边。他们低着头,垂着肩。我看出他们都在尽可能地收缩自己,缩小自己。他们的罪行是由校长宣布的,校长的声音高亢而激情饱满。大量愤怒的兑入,使校长的声音跑了调。最后,那一杯他们作案时留下的尿被端了出来。校长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们想让老师喝尿!这尿应该给谁喝?应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喝?我们回答:应——该!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就是在接过杯子时流出来的。他们在喝尿的同时开始了哭泣。可能是尿的味道刺激了泪腺,当尿液进入口腔,又辗转找到了食管,然后顷利地流进了胃,他们体内的另一种液体——眼泪,就开始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奔流。
  就在那些天,路两旁的水稻开始扬花了。空气中弥漫着稻花的香味,而我的口腔则弥散着尿的尖锐气味。那四个被罚喝尿的男生都不来上学了,但尿的气味在操场上经久不散。我在有香味的上学路上放慢脚步。路旁的杨树,经过了,—年的生长,长出了枝杈,长出了大量的叶子。清风吹过,叶子旋转、拍打,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头顶的大雁排着队,树也排着队。每一棵都是另外一棵是否整齐的参照。树看似单独站着,但同距它最远的那一棵、它看不见的1000米以外的另一棵,长在一条直线上。它们是一行树,谁都不是自己。水稻田里的情况同路旁的树相似。先是株距和行距,然后是田埂。在禾苗看来,田埂是无法逾越的高墙。它们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仍然是直线。它们在这严格的秩序里缓苗、抽叶、迎风招展;在步调一致里扬花、抽穗、灌浆受粉。但风带着花粉偏离了株距和行距,甚至越过了田埂。甲株获得的花粉,不是身旁的乙株的,而是200米外从未见过面的丙株的。花粉无法排队,风破坏了秩序,水稻在受粉这一环节上突然陷入混乱。这个季节是水稻的,节日。它们不用移动,就与百米之遥的另一株猛地撞到了一块。它说它不喜欢身旁的那一株,它向往远处的正在吐出浓香的一株。它将自己身上最珍贵的芳香颗粒捧出来,交给了风,并期待能被对方接住。我理解了水稻们为什么默默地接受安排,为什么能长久地站在那里安静地生长而没有怨言,它们在等待风的到来,而风是一定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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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队伍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条由人体构成的直线。我们消失在一个方形的队伍里。我们努力调整自己的位置,力争把自己完全地隐藏在一条直线里。我们朗读,声音一出口就要排好队;我们做体操,胳膊在空气中停留的秒数是一定的,我们的样板是一米高的方台上的李满花。
  方台上的李满花消失的时候,已经是六年级,我们已经15岁了。15岁的身体无风也会招展,月亮的力量推动了我们淤滞的河床。最先融化并开始流淌的是李满花。她的坐椅成了滴水的屋檐,她浅色的裙子被来自体内的红色液体洗染。同桌的男生看见了,全班的同学都看见了。教室里弥漫着血腥味。男生平时多受她的白眼,此时有了报仇的机会。他们骂她是妇女,还说她是小破鞋。李满花哭着回了家,从此不见了。不久,听说她被一个男人领走了,不久,她又被送了回来;过了不久,她又被另一个男人领走了,然后又被送了回来。后来,她嫁不出去了。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实人。她结婚后仍然不停地同也许是陌生的男人跑掉。她逃走的道路似乎总是不太通畅,因为她总是回来。老实人丈夫见她回来就痛打她一顿。不知是他丈夫的拳头过于轻柔还是她的痛感神经发育得不好,总之,她还是不停地跑。她的逃离总像是逃离的演习,她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丈夫的拳头没能阻止她甚至不能干扰她。她沉浸在里面,忽略了一切,基本上听不懂丈夫拳头的语言。
  当我的道路向前延伸了2.5公里,抵达一所镇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李满花正走在与男人私奔的道路上。她18岁,美丽的脸和宽肩长腿细腰的身材使她的奔走姿态优美而富有力量感。她的希望在脚下的道路上向远方铺展。她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她在头一天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向东还是向西,如同不知道明天的风向。她只要知道了方向,那个方向上的道路就立刻在她的心里焕出异彩。她为了快速抵达希望的地方,往往坐上火车、汽车。她道路上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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