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双莲桥

作者: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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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硬着头皮走出了她们家卧室,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膨胀起来。我已经被她们母女鼓动得豪情万丈,什么埠霸,什么“钉拳”,什么杀过人,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打手了,我摇头晃脑,像一个无事生非的流氓;我脸上的肉都横了开来,像一个无恶不作的恶人。但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不是一个恶人,我也不是真强大,我不能像那些无赖一样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家里也不是这样教我的。我父母说,在外要和别人搞好团结,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只能装装看。我坐在柯依娜家的饭桌前,对面就是天井里那个男人,男人还兴致勃勃地在摆弄他的花草,好像真是在自己的院子里,心安理得得很。我说,喂喂喂,弄花的!男人慢慢地站起身,转过头来。我说,你站的是什么地方?他说,天井啊。我说,是你家的天井?他说,那不是,我家在窗里边。我说,那你怎么站在窗外边?你还本事不小。他说,你是谁?这和你有关系吗?我觉得这男人有点“横”,好像真以为自己练了吊环,爬了长凳,这样的男人要先给点颜色看看。我就装作漫不经心地踱出来,手已经在裤兜里握紧了“钉拳”,我到了他面前晃了晃拳头。我明里是拳,暗里却藏着“钉”,我把“钉拳”打在一处墙壁上,年老的墙壁哗啦啦就散下一些砖来。我这样一打男人就惊了一惊,脚头也不自觉地动了一动,嘴巴僵一僵,精神好像已退到了窗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是柯依娜的表哥,我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叫乌钢,你若不知道我再告诉你,我在双莲桥埠头司秤定价。那可是社会职称,男人不得不重视。我就乘胜追击,你要为这事打一场,我奉陪到底,你要不想它出人命,你就识相点。这个男人被我唬住了,他跨栏一样刷地一下,身体从窗口跃了回去。我最后说,你这就叫做神不清,上了凳还要上桌,上了桌还想上灶台!我当然也是说说,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打架,出人命?都说牛有多少力,马也有多少力,他天天练吊环,爬长凳,真要是动起手来,我也许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说不定被他打算盘一样,三下五除二。但世上英雄很少有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瞎起哄蒙的,还有就是人抬人,就像宋江。
  后来,我听柯依娜说,隔壁的男人把原来的花盆都搬回去了,换了三盆小的,都缩在滴水地里面。我说,这就好了嘛。柯依娜说,三盆好像都是茉莉花,挺懒养的,不用怎么护理,他再也没有翻窗过来。我说,这不就达到目的了?茉莉花在你家天井里还可以白白香你。何依娜笑了一下,说,还有件事更好笑,你猜他现在怎么浇花?他拿个针筒,像打吊针一样,站在窗里面吱一下吱一下。我说,他这是怕弄湿了你的天井。我又说,这就行啦,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柯依娜没听懂,她程度有限。
  帮柯依娜家解决了一件事情,我在她家的待遇就更高了,原来还只是吃顿饭,现在还可以躺在她床上休息一下。我说过,我是下午上班,太早去厂里也没意思。这样躺一躺不仅可以挨时间,还多了一项内容。柯依娜家显然是很困难的,床上连枕头也没有,我在心里想,没有枕头怎么睡啊?不是把眼睛都睡肿了?柯依娜说,没有枕头睡了不会头晕。她这话当然也有道理,身体平躺,大脑供血正常。但我总觉得她这是精神胜利法,是苦了说甜话。没有枕头,我躺着就很难受,侧着仰着都不是。柯依娜说,你躺着难受就枕我的大腿吧。她就真的坐过来,把大腿给我作了枕头,我也就不客气地躺了上去。也许她是想讨好我,她没有其他什么奉献我,只有大腿。也许我这是居功自傲,觉得对她家有功,就可以受点禄。
  柯依娜的身体真是蓬勃啊。她的大腿就很粗,我枕在她的大腿上,就好像枕在大磅的米粉袋上。我还能感受到她的胸大,她的胸,就像两座山峰尽力突出在我的头顶,我有躲在岩石下安全的感觉。这样一对诱人的胸脯,我真想伸手摸她一下,她也肯定会让我摸的。但我知道,这是个雷区,不能摸。摸一摸就不好交代了,就得把她娶过来。我不是地痞流氓,摸了就摸了,摸了就不要了,我要是不要了,谁还会要她?再说了,我枕在她的大腿上,闻到她裤子上有股气味,是裤子换得不勤?还是她本身不讲卫生?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她家的条件和文明程度跟我家不好比,门不当户不对,我要是把这样的姑娘娶回来,我父母就会被我当场气死。所以,我不用动其他心思,我要装作心静如水地睡一觉,休息好了去上班。
  埠头上的事,一切照旧,而且越做越有秩序。比如签单,就是瓜筐上那张证明斤两的字条,现在就固定下来用烟壳纸,有什么用什么,有时候是飞马,有时候是红金,烟壳纸发出的货,就是双莲桥埠头的,就是有信用的。还有那个签名,原来是写“双莲桥埠头乌钢”,那么多字,多么麻烦啊,随着名气的增大,现在只用写一个“乌”字,或者写一个“钢”,就像钢印盖出来一样确凿。后来嫌“钢”字笔画多,就只剩一个“乌”了。有时候,那些没脑的人会把烟壳纸弄丢了,提着裤子像尿紧一样跑过来补签,我都会马上满足他,只是写的“乌”潦草一点,看上去像“5”,或看上去像“8”,但都像我们厂长签在工资表上的字,有用!我父母说了,与人方便是我们的快乐。换了其他埠头,肯定还会向他们收钱。就是司秤的形式和别的埠头不一样,我由着他们自己称,秤送方带接方带都可以,或干脆称好了过来。我这是人性化管理,靠大家自觉。我不可能像其他埠头那样在现场摆张磅秤,称一筐,吆喝一筐,称的喊一百斤,吆喝的接八十斤,当场就扣掉二十斤,搞得像真的埠霸一样,这样心太狠。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哪。我是还要去上班的,难道我把这张秤每天这样扛来扛去?从家里扛出来?再扛到厂里去?不可能。
  在厂里,我又有了一个发挥的机会。我们厂那个供销像得了宝贝一样接到了一批梯形槽楔订单,回到厂里被厂长骂了一顿,说,你是抢荒鬼啊,好像我们厂马上就要饿死一样。还说,圆刀削削还在我们的技术范围之内,你弄来一个梯形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原子弹嘛,哭也哭不起来。供销被厂长骂了像吃错了药一样难受,好几天都头虚眉低,见人一闪而过。后来厂长又想到了我,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位子腾出来给我坐,还给我泡了茶,说,你要是把这个搞出来,给你加半级工资。半级工资三块钱,但也像在我屁股上抽了一鞭,激励了我。我看了看实物,说,明天我去买个量角器来,把角度量出来再说。量角器厂长听都没听过,张了张嘴,半天还傻在那里。我们这个厂是合作社,是近郊一带的竹篾小组打拢的,人员不是文盲,就是低小,个别城里加盟的工人,也都是蒸笼里发不起来的黄馒头,我算这个厂里的知识分子了。第二天我用三分钱买了一片量角器,用一块钱剪了一段中碳钢,到隔壁厂里去借了一支什锦锉,量出角度,画出样子,锉出模胚。在这个过程中,厂长的眼睛一直像探照灯一样亮着,一眨没眨,口水也咽得咕咕响。我把做好的模胚往台钳上一夹,前面竹子敲进去,后面把它拉出来,一根梯形槽楔就这样诞生了。厂长奔走相告,全厂欢欣鼓舞,都对我佩服得不得了。当时市场上有胶木铸压的绝缘槽楔,但成本要比竹槽楔高七八倍,所以,我们厂的前景是非常灿烂的。这事我父母也知道了,逢人便说。在他们溢于言表的得意里,好像我已经成了华罗庚第二。为表彰我的贡献,厂里真的给我加了工资,叫新招工一级半,每月二十九块,外加米贴两块。
  后来,柯依娜也告诉我一件事,说隔壁那个男人把那几株小茉莉花也拿走了,柯依娜说,现在的天井里真舒服。她母亲说,就像虱烫了一样。
  这真是一段非常气魄,非常充实,非常富足,非常美好的好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据说,从外地调过来的一个新领导,强势得不得了。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我觉得很好,很自由,很舒服,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个社会很糟糕,没有秩序,没有公道,没有安全感。那个领导向市民许下诺言,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四毛钱一斤的咸菜降下来,减至两毛。第二件事就是让每人每月半斤肉的计划得以兑现,确实能吃到油星。第三件事就是刮“台风”。温州地处海滨,平时台风频繁,有时候风夹雨,有时候海水倒灌,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现在刮的是“政治台风”,确切点说,是打击刑事犯罪的“台风”。这条路上的那几个露阳癖患者被抓起来了,说是流氓分子,被判了刑;有一个抢劫犯刺了女人一刀,被毙了,这人“专刺女人大腿”,大腿有时候也指下身。专刺那还得了,就是死有余辜了。那些唐一刀、笑一笑、黄京吧、柳海龙等,也都被枪毙了,他们的名气太大了,从来不出门的人都知道,那还不死定了,他们的罪行叫“地下公安局”,就是到处处理事情,公安局是随便能开的吗?也不想想。他们都毙在我们厂附近,这地方原来就叫三脚门外,老人们都叫“棺材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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