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谁人得似张公子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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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骨头发轻，头脑膨胀，欠缺最起码的清醒。图一时之快，常不计后患，遂酿成终身懊悔的苦果。这种一旦成名，得志猖狂，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坛暴发户，这二十多年以来，也是屡见不鲜，难以胜数了。有什么办法呢?阮籍登广武而叹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大概也是物质时代，什么东西都太容易工业化速成生产的弊端了。
公元八二六年(宝历二年)，张祜南游姑苏，这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去拜谒的时候，白居易戏称他的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枯也大模大样地跟白居易开玩笑，说他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据《唐摭言》称，一时传为诗坛佳话。
但实际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于与等而下之的人，同坐在一张桌子上，成为佳话中的主角的。张祜那时风头很足，不知天高地厚，评价不低，也忘了山外有山。一个后生小子，和前辈平起平坐，本就僭越无礼，在席上高谈阔论，说短道长，既无执弟子礼的谦谨，又无对师长的恭敬，而且，传扬开来，无形中抬高了张祜，使得老先生心中更为不快了。
假如换一位娇滴滴的美女作家的话，又坐得尽量贴紧老先生些，话音嗲一点，夹菜勤一点，也许，白居易不至于面有愠色，结下这仇了。假如，张祜是个无大实力的作家，屁也不是，不过一个文学小虫子，前辈也许不以为意，而对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对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当回事了。
这样，到了公元八二一——八二四年(长庆年间)，白居易回到长安府供职，他长于文坛，怯于官场，要求外放，任杭州刺史。此时，白的诗名、政声、舆情、人望都处在如日中天的阶段。一心猎取功名的张祜，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唯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诗赋时艺，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若是乐天先生肯于推荐他，来一段优褒有加的评语，肯定能起到一言兴邦的作用。
但是，当年不经意间触怒前辈的过节，他忘得干干净净，而老先生却耿耿于怀，念兹在兹。这位年轻诗人也忒天真了一些，居然还指望老爷子推荐你上京考进士，不啻与虎谋皮一样吗?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保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
这显然是白居易有意识的错误判断，存心要使张祜难堪的，宋人苏东坡也认为，他不会糊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看来，这位大诗人，也免不掉前辈作家不大愿意接受后来居上的局面，而表现出来的心胸狭隘的毛病，存心要压制这个具有实力的年轻诗人，使其不能脱颖而出呀!这就令人不禁嗟叹了，呜呼!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那种嫉贤妒能的天性啊!因为，白居易也想得到显贵的读者赏识，曾经写过《上阳白发人》之类的宫廷作品，但其影响终究不敌张祜的“宫词”。
这不是一件让老先生高兴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哪怕是长者，也会不管不顾，做出一些贻笑大方的糗事来的。
其实当时，一些持论公正的名流，也对他刮目相看。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李商隐的恩师，那是和白居易、刘禹锡一辈，经常唱和的诗人，十分赞赏张祜，理解张祜，为他的遭遇不平，为他的蹉跎叹息；亲自给朝廷写了奏章，人才难得，不可埋没，吁请执政拔擢使用。让张祜拿着自己的作品，诣京进献。结果，不走运的张祜，亲笔缮写所作诗歌三百篇，呈送上去，偏巧落在不喜欢他的元稹手里，给扣压下来，石沉大海，白费功夫，空欢喜一场。
宫廷内对这位声名遐迩的诗人，也是颇有好感，宫女们传唱他的优美宫词，给宪宗也曾留下印象。有一次，垂询过元稹，因为元是诗人， 自然应该了解这位写宫词的能手。可这位白居易的老哥们儿，铁心无耻，愣是给张公子捅了致命的一刀，“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或奖掖之，恐变陛下名教。”
这两位老先生，为了维护其诗坛霸主地位，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我不知道元稹将这个整得张祜“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的好消息，传到东都履道里的白公馆，老爷子会不会为此传唤那些小女子，组织一台月光晚会，好好欢庆一番?这自然是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位大诗人之腹了。
不过，据宋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乐天侍儿》一文，“世言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看来，老先生晚年的风流行径，要比后来一些老作家们，可要放浪形骸得多。
但是，我也想，劲敌没了，独自辉煌，强手倒了，就他这个大灯泡亮着，只剩老人家自个儿在台上，跳来窜去，唱独角戏，生旦净末丑，一人全扮了，虽然霸住了这块舞台，风光透顶；可卸装之后，对着空荡荡的戏园子，恐怕也难免四顾无人，有一种老绝户的苍凉感吧?
因此，先行者拓荒开路，后进者继往开来，共同努力，携手前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形成这样一个前继后续的格局，实现良性循环，避免恶性内耗，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学峰巅。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个时期，一些文人，特别是有了一定文学地位以后的文坛宿将，往往不能忍受年轻一代的成长壮大，超越自己的局面，更不愿意忍受别人光彩夺目，而自己黯然无光的场景。于是，生出这种排斥新生事物的反常心态，当然谁都明白，不过是人老了，丧失竞争能力以后的虚弱表现罢了。
其实，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宽容一点，宽厚一点，给年轻人更多更大的机会，岂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吗?
再说了，阁下余下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呢?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