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谁人得似张公子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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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始休。
睫在眼前犹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登九峰楼寄张祜》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为张祜打抱不平的一首七律。
要说起这位张公子的一生遭际，杜牧就由不得要生一肚子气。张祜的宫词，誉满天下，竟因为文坛大老的阻碍排挤，一辈子不得发达，浪迹江湖；落拓终身，至死也无职无衔。大家可怜他，遂以“处士”称之，其实那是狗屁不顶的名号，让他很委屈。
记得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改选》，算是我的处女作吧，一个无名小辈，竟遭到荣膺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作家严厉批判，痛加挞伐，这当然很“光荣”，因那终究不是一个阿猫阿狗式的人物。但是，文人整治同行，从古至今，绝对不讲温良恭俭让的。一记重拳，当即休克，差点要了我的命。
比之张祜的遭遇，好像我的不幸就无所谓了。他碰上的冤家对头，为白居易，为元稹，那是何等的庞然大物啊!这二位老人家一联手，几乎毫不费劲地，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活活地将张公子的仕途断送，前程埋葬。由此可见，前辈文人收拾起年轻同行，不但狠，而且毒，见血封喉，击中要害，连解药也没有的。
杜牧在诗中所写这句“睫在眼前犹不见”，对老人家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时隔千载，还是能够读出他的不满。同时代人皮日休，也有《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说。稍后一点的，如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载记其事时，也深感老先生串通元稹，镇压张祜的做法过激。苏轼对白居易赏识徐凝，偏爱徐凝，也觉得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估计东坡先生会想：二位前辈驰骋诗坛，风光多年，官居要津，备极殊荣，该有的，有了，不该有的，也有了。给后来者一席之地，助年轻人一臂之劳，何乐而不为之呢?文学天地如此之宽广，诗歌领域如此之辽阔，难道新生代成长起来，会影响你老人家喝小酒，打小牌，唱小曲，泡小妞吗?
史载，白居易晚年，至少有一打小女子陪伴着他，为他全方位服务，从头到脚，那分熨帖和快活，简直神仙也似。可他老人家总是在洛阳手搭凉棚，西望长安，睃睨着文坛上一个个文人的动静，悬念不已，放心不下。
我也弄不明白，一大把子年纪，放着清福不享，老要操这分闲心，老要管这分闲事，老要出头露面，老要指手画脚，老是看年轻人不顺眼，老是要板着一张苦瓜脸作灶王爷，究竟为了什么?这种老文人为老不尊，不甘寂寞，到死还要像搅屎棍似的，闹得文坛是是非非，鸡犬不宁，实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说到底，说白了，一个字，名。就是白居易、元稹无法接受杜牧、李商隐、张祜之流，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得到更多的掌声，取得更多的名声、名望和名气。
在《全唐诗》的《张祜集》里，有一首七绝，题为《孟才人叹》，诗前有序，张公子是这样“烧包”，变着法儿表扬自己，炒作自己的：
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省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请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恳许之。乃歌一曲何满子，气亟立殒。上命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帝崩，柩重不可举。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榇。榇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诚，无以过也。
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人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
接下来的诗，“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摆明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其实这则爱情故事，跳出他自己，是可以写得凄恻动人的。但这首诗，太突出个人，就有副作用了。如果不是发生在后宫，如果主角不是帝王，而是一个蹬三轮的，一个拉板车的，白老爷子，元老爷子，也许不会吃味。
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最高领导人赏识了。现在，你小子抓住了唐帝国的天字第一号读者，得意忘形，不知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往哪儿摆?
可以想见，二老是怎样的闹心了。
因此，名，这个东西，乃所有文人的致命伤。固然，没有一个文人不求名，固然，文人要是不求名也大概真没出息。但求名成瘾，求名成病，担心别人的名声、名望、名气胜过自己，超出自己，而不择手段，以至于收拾对手，打击对手，就令人无法恭敬和恭维了。
这也是文坛上那些老当益壮者，为巩固其既得利益，总是不肯热烈拥抱新生力量的原因；同样，那些后起之秀者，为了求得自己头顶上的一片天地，对这些遮住阳光的老家伙们，也绝对谈不上真正尊敬的原因。
文学这东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艺术追求，老爷子认为是好的，年轻人未必赞同。同样，后来者的探索和实验，上了年纪的，有着光荣史的先行者，也许会不以为然。但这是文学史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实，必须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上一代的辉煌，渐渐淡去，无论如何，白居易已经属于昨天的了；下一代的辉煌，正绚烂地走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待见还是不待见，杜牧，李商隐，张祜，显然是属于今天和明天的，是八九点钟，很亮很亮的太阳，你再生气，他也亮。
于是，像白居易这样活得很久的老同志，很不开心了。本来，年轻人努力创造辉煌的同时，老年人继续保持辉煌，本是相映成趣的局面。可在老先生眼里，辉煌这东西，两者同存，不可能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两个电灯泡摆在一起都亮着，光度只能相互抵冲消减，一加一反而小于二。所以，只有一个馊主意，必须灭掉另一个灯泡，方能独领风骚，永葆辉煌。
因此，有的老的，恨不能将小的掐死摇篮，同样，有的小的，也是巴不得将老的开棺鞭尸。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竞争着的，矛盾着的，发展着的，进步着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既是文学界新陈代谢的必然，也是文学观分道扬镳的必然，更是人性中善恶正邪，相互冲撞的必然。
说是代沟也好，说是弑父也好，文坛上这种“俄底浦斯”情结，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是不会有。想开了，也就不会在意；不在意，也就无挂碍；无挂碍，也就得大，自在。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
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正如当下的中国文坛一样，谁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些“洛阳纸贵”过的新时期文学呢?谁还成天念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呢?其实，这或许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