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奸细
作者：罗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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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星实在狠不起来。不给汪文强，就给五班的江玲吧，但江玲的班主任岳兴明的妹妹前不久住了院，听说是肾上的问题，很严重，他妹夫在澳大利亚读书，一时回来不了，妹妹的女儿只有半岁，这一住院，就全靠哥哥嫂嫂了，如果再摊上那档子事，岳兴明怎么应付?比较了半天，最后徐瑞星才决定首先把花远辉给出去。
在这学校里，花远辉的班主任何维跟徐瑞星关系最好。
他对自己说，我把好朋友的尖子生给出去了……
次日深夜，他和黄川在南城一家茶楼包间里见面，黄川推给他一个信封，说徐老师，五千块，你点点。徐瑞星隐约地记得昨天夜里黄川说过这个数目，但并没形成意识，现在，一札百元大钞就摆在面前，它不仅是一个数目，还带着厚度和质感。他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他没去动信封，说，花远辉不是还在二中吗?为了不让自己的嗓子变调，他把声音控制得很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很扎实，很硬。黄川说，只要提供了信息，就是这个数，具体能不能把花远辉父母的工作做通，那是我们的事了，与你无关。然后黄川又说，徐老师，真的，像你这么讲信用并为对方着想的人，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话，无异于往徐瑞星心窝里捅刀子，他没把钱抽出来点数，将信封往裤兜里一塞，逃跑似的出了茶楼。
回家的路上，他把手插进裤兜，将信封攥得死死的，攥得几根手指都酸了。
第三天一早，花远辉没来上学。他暂时失踪了。
几个小时后，就知道了他的下落。
然而，再也把他收不回来了。从新州二中的角度说，他永远失踪了。
学校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教学大楼依然耸立，钟声依然按时响起；下课后，由于教师无止境地拖堂，学生依然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只能夹住，夹得脸都变成猪肝色；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学生昏头涨脑地在墙壁上撞破额头的事情，依然在某一处发生；太阳出来的时候，依然照耀这一小块呈提壶形的土地，白云飘过，飞鸟掠过，东风跑过，只是这一切也跟往常一样，依然与这学校的师生没有任何关系。学校以它固有的节奏，在那根无形而又强蛮的指挥棒下运转——然而，在它最敏感也最要命的肌体上，已经溃烂了一块!
高三领导小组如临大敌。侯校长(兼高三领导小组组长)每天跑高三办公室的次数，已经没法数了。校长室在二楼，高三办公室在六楼，作为他那个年纪的人，跑这么多趟很不容易。而且他不仅是校长，还是校党支部书记，领导的不仅是高三，而是整个学校。他一上来就骂人，既骂五中，也骂花远辉的父母。最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把五中没有办法，把花远辉的父母同样没有办法，根本就与花远辉的父母联系不上，找上门，人家也不接待。这与五中在张泽君父母那里的遭遇，完全是一样的。桂主任就更不必说了，他本来就是个惊惊乍乍的人。高三办公室有侯校长和桂主任的专座，但自从花远辉“失踪”后，桂主任上来就从未坐过，眼看他到那位子上去了，正准备坐下，突然又把椅子一撂，快步走到某个教师面前，说上几句悄悄话。他对何维说得最多，何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的大脑袋和板寸头，都似乎在表明他是没什么心计的，是不愿意藏什么秘密来让自己受累的，因此平时桂主任对他说悄悄话的时候，他表情坦然，回应时也把声音说得很大。可现在他把桂主任的悄悄话听得特别地上心，特别地当一回事，仿佛桂主任的每句话他都能够领会，都觉得非常重要。这两天来，他的脸始终是潮红的，像一个老肺病患者。
桂主任找徐瑞星说话之前，他如同梦游。他还没有心思去同情自己的好朋友，他只是感到害怕。很有可能，他不仅仅是“给”了一个学生，还“给”掉了更重要的东西。
但桂主任及时地安了他的心。这天，桂主任走到他面前，手肘支在他的桌面上，凑近他的脸说，龟儿子，五中在报复!
徐瑞星愣了一下，说，嗯，对，肯定是报复……可他们是用什么手段把花远辉弄过去的呢?
五中厉害，桂主任说，特别是他们那个教务主任黄川，狡猾得很。说到这里，桂主任眼视别处，若有所思，好像在把自己跟黄川相比较，之后接着说，前两年，他们把四中和十一中的尖子生弄了好几个去，四中和十一中花那么大的力气找原因，结果啥原因也没找出来，眼看着那几个尖子生为五中挣名誉，挣生源，自己喷嚏也打不出一个。
徐瑞星说是这样啊……未必就那么算了?
桂主任说怎么会算呢，不可能算的!
话说得很强硬，眼里却全是无奈。
桂主任离去后，徐瑞星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你怎么就不想想你把人家张泽君都弄过来了!
徐瑞星觉得，自己之所以把花远辉送出去了，不就是因为对黄川有了同情心吗?
或许是前面有张泽君的缘故，二中把花远辉与张泽君比较，觉得还是自己赚了，因此动荡了没几天，就平息下来。
这时候，徐瑞星才有精力去为何维想一想。一年一度的高考，既考学生也考教师，教师们在这场考试中失败了，轻则不让你教毕业班，重则将你由高中部下放到初中部。像康小双那么倔强的人毕竟不多，许多教师遭受挫折之后，就趴下去了，甚至一蹶不振。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迎来更惨痛的命运：被勒令下岗。何维他挺得住吗?有好多次，徐瑞星都想去安慰他两句，可每当有了这样的想法，他随即涌起一阵恶心，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他不能对何维说话，只能对他投去远远的一瞥。何维跟他坐同一面，他看到的是何维的侧脸，那张脸上的潮红始终没退!本是大大咧咧的何维，现在话也很少了，在领导面前老是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这让徐瑞星更加难受。
他的坏情绪没有逃过邹静的眼睛。那天夜里，邹静在丈夫这里碰了壁，感到特别地伤心，可她很快发现，丈夫不是故意冷淡她，而是心里有事。许多时候，丈夫都显得心不在焉，眼神里还浮着一层薄薄的忧伤。几次她都想问个究竟，但还未启齿，丈夫不是从她身边站起来离开了，就是转过身装睡。他是在回避她。遇到这种时候，邹静都很知趣，她想男人的有些事，是不希望女人知道的，何况自己文化浅，很多事情本来就帮不上忙，说出来也等于白说，还徒增烦恼。可是，这么拖下去也不成啁，丈夫那么辛苦，情绪再不好，很容易生病。于是邹静就想抽空在家里请趟客，把何维一家叫上，再把吴二娃一家叫上，几个朋友说说话，喝几杯酒，块垒也就浇灭了。这个星期六的晚上，两口子躺在床上，邹静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哪里知道，徐瑞星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请客”两个字!他把二中一个尖子生给了五中，难道就有资格请客吗?那五千块钱，徐瑞星没有交给邹静——他以前哪怕得了个精神文明奖，发了二十块奖金，都是一分不少地交给老婆的——也没去存银行，而是放在了书架最顶层，夹在一本破书里。邹静从不去翻他的书柜，他放到顶层，是怕儿子丁丁去乱翻……邹静说请客，已经把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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