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秋夜怀人三章
作者：袁 鹰
字体： 【大 中 小】
遥望金陵寄心香一瓣
初秋时节，如火如荼的奥运会刚刚落幕，有位朋友从南京来，雨中过访。他以前本是一位有志手文学写作的青年，写过一些小说散文，还尝试写过独幕剧，后来投笔下海，从事外贸，因而搁笔多年。闲谈中，提起今年三月是前辈老作家陈白尘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于是说到他二十多年前在南京曾经听过老作家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也有幸得到白尘同志指点他写独幕剧，鼓励他不要怕失败，多读书多练笔，必定会有进步。他还记得老前辈一再向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应该为独幕剧在中国文坛和剧坛上应有的地位恢复名誉!”可惜自己从商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再提过笔，既没有写独幕剧，也未写其他作品，言下很有辜负前辈殷殷期望的歉疚。客人走后，我回味他的话，透过雨窗外迷蒙的灯火，眼前不禁又闪现出白尘同志那真挚朴实的风貌，和蔼可亲的笑容，更有那亲切的家乡口音，也就牵出一串零碎的记忆。
最初见到陈白尘同志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日本军国主义者战败投降，从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夏，八年中漂泊大后方用文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战斗的文艺工作者，都怀着“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愉悦心情，纷纷从水路和陆路陆陆续续回到上海、南京、北平、武汉等等收复区来，在新的岗位用文艺武器继续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那时我刚刚进入由姚苏凤、冯亦代二位主持的《世界晨报》当记者不久，有一天，亦代先生告诉我，剧作家陈白尘刚刚由成都回上海，嘱咐我去访问。我虽然从未见过这位著名的剧作家，却已读过他的好几个写太平天国的剧本和短篇小说集，而且知道他是我们苏北淮阴老乡，便兴冲冲地到福州路吴宫饭店(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上海书城原址)去登门拜见。白尘同志对我这个年轻后辈非常热情，说自己编过报纸副刊，是新闻同行。言谈中知道我是淮安人，就说以前在淮安住过，还记得淮安的名点汤包和荼馓，顿时增加许多亲切感。我对他说早就读过《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也读过《曼陀罗集》和《小魏的江山》，他说小说是在监狱里写好人托人带出来发表的。见我面露惊讶之色，就解释说：“用假名字呀!”又笑笑补充一句，“只要想点花样，监狱管得并不紧，除非你想越狱逃跑。”
当时，他的新戏《升官图》正由于伶同志率领的上海剧艺社在光华戏院上演。这部戏通过刻画一群卑劣颟顸的贪官污吏丑行，对残民以逞的反动统治作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上海观众，多年没有看到如此痛快淋漓的话剧了，特别是那位正享誉大后方的主要演员蓝马，第一次在舞台上同上海观众见面，精湛的演技使人拍案叫绝，许多喜爱话剧的朋友奔走相问：“看过《升官图》吗?”我就向剧作者介绍《升官图》演出的轰动，他却平静地笑笑，认为主要因为上海剧艺社演员都是第一流的，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接着，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上海人都很熟悉这个戏里的人物和故事。
是的，作为一位剧作家，他对上海观众也是熟悉的。他从青年时代就在上海读艺术大学和南国艺术学院，后来辍学后当过店员、公司职员和中学教员，参加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度过几年铁窗岁月。出狱后就从事话剧创作，写历史剧，也写独幕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参加和组织上海影人剧、中华剧艺社等戏剧团体，在四川各地进行进步的戏剧活动，写了《卢沟桥之战》、《魔窟》、《乱世男女》、《秋收》、《大地回春》等多幕剧和用喜剧形式写的《未婚夫妻》、《禁止小便》等独幕剧。四十年代的上海观众看话剧，比起《石达开的末路》的深沉历史感，可能更能欣赏和喜爱《升官图》、《结婚进行曲》这类现实意义强烈又具有喜剧气氛的戏。那几年，白尘同志主要致力于话剧和电影剧本，担任由进步文化人筹办的昆仑电影公司编导委员会副主任，写了《幸福狂想曲》，后来又写了《乌鸦与麻雀》，都是喜剧风格反映乱世中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成为解放前后上海老百姓最喜爱的影片。
解放后几年，白尘同志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我同他的交往渐多。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件小事，难以忘怀。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出差去西安，第一次有机会去久已向往的历史古都，心情激动，回来后在完成采访任务之外，写了一篇散文《西安二题》。这种略有抒情意味的散文，那时在报纸和刊物上并不多，不像几年后文学杂志大都是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寄给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白尘同志。过了几天正好在作协遇到他，他说稿子收到了，准备发表。我惴惴不安地问：“那种小东西行吗?”他睁大眼睛反问：“怎么不行?”我说不是写工农兵的，也不是什么重要题材。白尘朗声笑起来：“不是正提倡百花齐放吗?”说完，拍拍我的肩膀，“放心好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不知道白尘同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那类当时未必是“主旋律”的散文，算不算扶植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但我体会到他可能有一点提携青年业余作者的意思。对我个人来说，却起了不小的鼓励作用，使我恢复解放前就喜爱读散文也尝试写散文的志趣。而且，如果记忆无误，这篇没有多少分量的小散文，可能是我向《人民文学》投寄稿件的第一篇。那年秋天，我随老作家周钢鸣同志访问兄弟邻邦越南民主共和国，陆续写了一批散文，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红河南北》。作为一个作者，从散文开始，同《人民文学》杂志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友谊，“文革”后还连续担任几届编委和短篇小说评奖的评委，友情一直延续到如今，不知不觉已经半个世纪了。
白尘同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以前调到南京，回到江苏家乡。十年中消息沉沉，但他还是坚强挺过了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岁月，动乱结束后，重新拿起笔，很快写出新的历史剧《大风歌》，给期望读他新作的读者们以意外的惊喜和鼓舞。北京的老朋友谈起此剧，几乎众口一词都用“宝刀未老”四个字赞叹这位老剧作家。以后，他又陆续出了《云梦断忆》和《干校日记》，仍用他独特的带喜剧韵味的手法写“五七干校”那饱含酸甜苦辣的特殊经历。这两部篇幅虽不长、分量却不轻的散文随笔，成为第一批记录“文革”特殊年代的宝贵作品，也可以说是巴金老人反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第一批文字展品。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春举办新时期优秀散文杂文评奖时，评委全票通过将《云梦断忆》列为荣誉奖之一，是有经典意义的。
那年秋天，我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负责人柳萌兄委托，编一本述写茶事和茶文化的散文随笔《清风集》，作为“生活艺术丛书”中的一本。我分别向一些作家师友发函，询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写这个题目，也向当时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白尘同志去信，很希望他能寄一篇类似《云梦断忆》、《干校日记》那样意味隽永的短文。不久，收到他一封短简：
袁鹰同志：
得征稿信。弟病矣，不能写作者逾一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