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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作者：张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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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胡风是不是“两面派”
这个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在于胡风当年确曾给予过舒芜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和其他任何人那里似乎都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不过当我们准备谈论这件事时，首先应该弄清楚，“帮助”不等于包办，“支持”不等于完全一致，得到帮助和支持的对象终究得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是”非“非”，发言吐语，行事为人，首先都是您自己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于行为者之间独立人格的交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而异化为某种其它类型的关系，比如人身依附。在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关于胡风问题的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认知和区分，即，存在于胡风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青年之间的，究竟是一种基于平等人格的交往关系，还是人身依附关系？事到如今，在明确意识层面仍不能对此做出正确回答的人应该不会有了，但在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如何，恐怕就很难说。事实上，如今人们在许多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歧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
比如人们在解读胡风“集团”成员面对危机和灾难时表现出的高度同一性时，往往倾向于从道德良知层面去理解和阐发，将这些人各自作出的文化和人生选择简化为道义立场，而在专制主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道义立场又总是更多地与人身依附纠结在一起。不错，当胡风“集团”成员面临危机和灾难就自己的个人立场作出考虑时，道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中起作用，也不排除个别人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选择了继续与胡风站在一起，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决不仅仅是基于这方面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他们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成为物质层面或一类型的“人身依附”。这些人当初所以会与胡风发生关系，完全是基于个体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友谊所以会持续，也是因为在胡风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之下这种追求的逐步提升；而由于胡风当年主办的杂志稿费很低，有时甚至没有，仅靠在上面“卖文”根本不能维持生活，或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初胡风更是被长期排斥在新的文艺秩序之外，不仅无职无权，无法在“精神”之外对别人施以援手，那些年轻朋友们的现实处境反而还要比他好许多。因此，胡风和他的当年的投稿者之间的关系便只能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在面临“党和胡风不能两全”的严重处境之时，必须“触及灵魂”地就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始末做一个全面检讨，深刻反思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谁说那不是一个苦痛紧张的过程？阅读那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尤其是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在那些激越、尖刻、冷嘲、隐晦、简约、高亢或者低沉、黯涩或者明亮的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知到一颗颗倔强的灵魂的剧烈舞蹈，旋转升腾，猛烈燃烧。绿原先生在他的长篇回忆《胡风与我》〔8〕中，就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自己所经历这个“痛苦的惶惑”过程，而最终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抉择的，固然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道德”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再简单不过：一是“我所经历的事实本身”，一是“对于胡风和一些文艺领导之间的文艺见解的分歧，我始终认为胡风是对的。这个分歧不经过平等的讨论，就以一方的意见为结论，我始终认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事情的复杂与简单也并不是那么绝对，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方式与角度。同样是在《希望》时期接近胡风，同样是《希望》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因此而闻名，区别只在于一为诗人，一为理论家；解放初两人也分别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受到重用，尽管看起来舒芜的受重用程度更高一些，但绿原所处却是一个重要岗位（当时的中南大区党报《长江日报》副刊编辑），而且很快在这一位置上被吸收入党，所以从在“新社会”的“进步”状况来看两人也应该彼此彼此，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导致日后巨大差异的“客观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舒芜和绿原终于“历史地”走上了思想和人生的歧路？为什么在绿原先生“始终认为”的地方，舒芜先生会发生那样巨大而频繁的“断”、“连”、“反”、“复”？
这就要回到胡风的所谓“两面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它既然出现了，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它仍然是不存在的，胡风从来表里如一，没有“两面性”。那么这个所谓“两面性”到底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根据舒芜先生的叙述，远在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时候它就已经以一种令他大出意外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不相信”之中了，此后迟至一九九五年，他才终于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一则胡风亲笔所写的“十分确凿”的材料中证实了它，那就是：“胡风先生后来说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确是事实。但那是另一面的事实，是我一向不知，后来还不信的事实。”〔9〕在解决了心头如此重大的疑惑之后，舒芜先生感到豁然开朗：
一转念间，我顿悟到：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着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我还想到，胡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致路翎函中说《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320页），说的也是事实。不过，无论是胡风先生，还是路翎先生，过去都没有告诉过我，是疏忽，还是不想让我知道，不大清楚，反正我是毫无所知。〔10〕
舒芜先生在这里将“事实”这个词使用了很多遍，可是他说的果然是事实吗？首先，前一段引文中舒芜先生当作直接引语引用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从一个旁人的转述中截取的，这个旁人是聂绀弩，他曾经就胡风对“起义”之后的舒芜的怒气对舒芜透露内幕道：“他最生气的是，你自己检讨就检讨，不该拉上他。他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正是这一“内幕”引发了舒芜长达四十余年的内心不平。聂是胡风的朋友，又是党内著名文化人，于官于私应该都可以保证他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因为是转述，加上身份不同，思想感情尽管接近也毕竟存在差距，聂绀弩的说法与胡风的原意有多大距离就不能不是一个疑问。让我们记住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
舒芜先生对于《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果然“毫无所知”吗？这个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杂志，或者《胡风评论集》，看看胡风在该期《希望》的《编后记》中是怎样说的，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下是胡风当年刊发《论主观》时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
当然，从作品里面追求思想问题虽然并非要不得的道路，但也不会到此为止，所以也还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但所谓理论，也只是一些从微小的悲喜出发的实感，并不是什么引经据典的皇然的“体系”，使读者望而生畏的东西。像《箭头指向——》（作者阿垅——引者）不是毫无第一点、第二点……的分析么？像《论主观》，不是太不合于逻辑大家底胃口么？生活，生活，你怎么不成为按照公式循规蹈矩地自然流去的大河，让我们站在岸上画出一目了然的图解呢？
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附录里面所记下的意见，太简单了，几乎像是电报码子，但如能有多少的启示，使读者从这些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我想，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罢。〔11〕
这里不是明明说着《论主观》“非常吃力”、作者只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吗？不是明明号召着读者“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并从附录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吗？而且，在路翎胡风分别写下的附录里面，不是明明指出了《论主观》的若干令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吗？路翎质疑说：“谁能真的是你所表明的那种主观？”胡风先生更在他短短的四句话中，就指出了“今天知识人底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实践精神不够强”、“胸襟还不够阔大”这样多的问题，难道说得还不够清楚吗？遍翻《七月》《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例像这样的文章处理法，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倒是真正不留余地的推介。
如果舒芜先生坚持认为胡风是在大喜过望或如获至宝的心情下刊发《论主观》的，那是他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他一定要说自己对于胡风借《论主观》引发“思想问题”讨论的用意“毫无所知”，那我们只能站出来大声说，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胡风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对于文章的反复考量之后，终于决定在自己新创刊的杂志上发表它，是因为他觉得借此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舒芜先生津津乐道的“主观作用”或者“这个研究”，而是舒芜先生借以演绎他的“主观作用”和展开他的“这个研究”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思想斗争，也就是结合国统区思想实际响应延安整风运动。关于这一点，舒芜先生在他的《后序》第五节关于重庆“才子集团”的部分也有所说明。所谓“再提出”，是因为“才子集团”已经“提出”过一次而在中共党内遭遇了挫折，因此未能达至预期目的。关于这个“挫折”的性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结果不明朗的“同志间的党内争论”，而根本就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严加申斥为“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12〕。胡风不是党员，在重庆尽管常常有机会接近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但那不过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被统战，无法与闻党内生活，因此对此中内情显然不甚了了，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对“再提出”有另外的想法，也不可能在明知利害攸关的情形下还在周恩来事后召集的座谈会上公开赞扬陈家康犯错误的文章中有“天才的提法”。胡风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听到他对陈家康的赞扬后“有趣的笑了笑”〔13〕，胡风对这个笑的“有趣”性留下了历几十年而不灭的深刻印象，但对这个笑的含义，他却可能至死都没有明白过来。这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说明胡风尽管一辈子以“为政治”的战士自居，却对实际的政治生活相当无知。但如果仅仅是政治无知，似乎也并不妨碍他做一名温文尔雅的民主人士，胡风的问题是，在有关文艺实践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问题上，他似乎从来就没有摆对过自己的位置。他的党内朋友彭柏山后来就此劝告他说：“人家当家，错了也就一直错下去，不要别人来操心的。”他很感谢朋友的好意，可是话却没有听进去，最后还是上了“三十万言”的条陈，闯下大祸。这样的一个人，在内心中认准了自己的“一是”，当他面对思想领域的分歧时，你想他会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
从我当时的态度说，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文章（指“才子集团”的文章，下同——引者）响应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好事。……像现在这样的文章，不管它们包含有错误和错误如何，既然对现实思想问题有所感有所见，只要能展开讨论，那既可以打破国民党的言论统制，又可以把整风运动的思想影响带到读者中间，在读者中间收到思想斗争的效果。这是我三十年代关于口号问题论争时起的看法。我们应该相信，正确的思想只要能和读者见面，最后是要取胜的。〔14〕
正是本着这样的动机，胡风发表了《论主观》——
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但我对他这个人和论文，都是抱保留态度的，所以在《编后记》里作出说明后，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还着重地指出，如果讨论能够展开，“受赐的当不止作者一人而已”。〔15〕
这就是舒芜先生觉得触目惊心、曾经反复引用的胡风《关于乔冠华》中所谓“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客观内容再不能进到主观里面去”〔16〕一说的真实含义。我们将胡风先生前后几十年间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对照起来看，会觉得有任何难以理解或前后矛盾的地方吗？显然没有；我们将上引聂绀弩先生的转述与胡风先生的原话对照起来看，会觉得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不同吗？显然不会。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令舒芜先生触目惊心呢？其实只有一个关键词：“批判”。
聂绀弩先生所谓“是为了批判”，这个“批判”的宾词和对象只能是《论主观》，和写作《论主观》的人，而决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对于聂绀弩这样的经历过整风运动洗礼的党内老干部来说固不待言，对于所有亲历过胡风事件以降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在“反右”和“文革”的社会黑暗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公民来说，这样的“批判”意味着什么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一九四九年以来，舒芜先生先是在一个地方领导别人“改造思想”，后来站在一旁看自己过去的师友如何遭受“批判”，再后来也曾经有过未能幸免的经历，如果他过去就对这个词的政治含义有所警觉，现在痛定思痛，对这两个字眼更加敏感，应该说再正常不过。如果胡风真是像舒芜先生所理解的那样，一方面当着他的面“支持”、“帮助”和“鼓励”，一方面背地里又试图把他引向这样的“批判”，那岂止是“两面性”而已，根本就是居心叵测、毒如蛇蝎——就像当年堂而皇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漫画所揭示的那样。那些漫画后来被证明为是彻头彻尾的中伤和丑化，莫非舒芜先生现在又发现了由胡风自己招供的相反的证据？
我怀着极大的善意说出这番话，是想借此提醒舒芜先生，您的这个“两面论”是多么的荒诞不经。胡风先生在上引《论主观》附录里还曾经指出过您的“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而导致对“普遍现象”失察的毛病，我愿意相信，现在您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说明胡风先生的确知您甚深；而反过来，您则虽曾深受胡风先生的器重和提携，事实上却仍然对他缺乏基本的了解。我这里所说的“基本”，指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诉求、思想倾向和追求方向。想到这一层，我才对您与胡风之间的是非恩怨和您的诸多谜一样的人生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解：您和胡风是完完全全的两路人，当初您在路翎的介绍下去接近这位“大人物”，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由于这个错误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它变成了悲剧。
胡风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过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他只说过“是想引起批判”，这个“批判”等于“论争”，或者“无情讨论”，其宾词和对象固然包括了《论主观》和写作《论主观》的人，但更主要的落脚点却必定是《论主观》所牵涉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和政治判决意义上的“批判”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行为双方是否具有同等的言论地位和言论权利。在同一个言论环境中，只要你没有被剥夺发言权，就总有“真理越辩越明”的希望。那种一方轮番上阵万炮齐轰，一方却无法开口的情形，我们后来是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可是进入解放区之前的胡风又何尝见识过，甚至何尝设想过。这也就难怪他会对五十年代初期那种一方面大量发表针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批判”文章，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将他们的表态或答辩文章扣住不让发表的做法强烈反感了。后来“三十万言书”中反复出现“我已是罪人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的句子，实在是包含着对对手们的严重指控的不平之鸣，只是他的拟想读者却可能毫不在意罢了。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不同来源和不同思想企向的知识群体或个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话，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