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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作者：张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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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治敏感与理性狂热
“文字表现欲”固然首先是一种单纯的表现欲望，比如小孩子的“人来疯”，是发乎基本人性的生命表达，所谓“非功利”。可是人既然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有了比单纯的表现欲更多的七情六欲，当然也就不再那么单纯和非功利，而不免时时“东张西望”起来。“东张西望”的结果，便是使得“文字表现欲”里面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上面曾经说到的借以体现自我价值，重新证明自己；借以完成弃旧图新，“打过长江去”。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尽管都不能算是大奸大恶之举，但当我们把它们串连起来，前前后后细细想过，就不能不认同于舒芜先生的自我反省：其中的确“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43〕。残酷在哪里呢？胡风先生从最初的苗头中就已经看出来，谓之“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确乎足以触目惊心。
除开上述种种之外，舒芜五十年代初期的行为中还有诸多难于理解的地方，比如“交信”事件。在这个事情上首先要做一点澄清。过去许多言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揪住舒芜不放，将这一事件简化为一个孤立行为的对错问题，敷辞虽多，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抓住要害。一个孤立的行为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呢？交不交信不是关键，如果有正常的文化环境，即便交上去也不至于轻易成为入罪的依据；如果别有用心，即使不交，而只是在什么地方一鳞半爪地利用一下，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交”与“不交”这个单纯的行为上（根据祝勇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供的与舒芜先生的“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谈话记录”，舒芜先生曾说：“好像后来‘胡风分子’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无不同。”〔44〕我认为，如果拘泥于“交”的行为的话，舒芜先生有此类自辩是非常正常的），而在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以及怎样去“用”。
关于“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用不着再在这里加以讨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舒芜曾经怎样使用手头的胡风信件。一旦我们把思路转向这里，线索就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舒芜先生决没有从一开始就要蓄意“利用”胡风书信，而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形下，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而这里的所谓“形势”，外在的大局固然不可忽略，但更主要的，却是舒芜先生用自己的文字编织出来的一个裹挟他自己、促使他不断往前走的“形势”。我的意思是，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再到《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下称《材料》），这几篇文章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一个表记了舒芜先生的彻底转变的整体。只有将这几个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看，舒芜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利用”信件，“利用”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变得可以理解。
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前后的联系是清楚的，前面既然已经公开叫板，后面接着当然要拉开场子。《公开信》起笔就说：“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这显然是在“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的话头下“接着说”。而在《公开信》之后再抛出私人通信材料，在舒芜的思路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并没有什么外来压力或“历史偶然”可言，两文在写作时间上虽然相隔不短，但在命意、思路、手法甚至布局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公开信》的长篇大论中共有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五个是“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从这一论点发展到后来《材料》力图证明的“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第三版，下引此文出处同），其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公开信》第五点之下分了几个层次来论述，首先论定“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然后从“我们当时的小集团活动，首先是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如果说，当时我们抗拒党在文艺上的领导，还是暗中进行的，还只限于私下口头谈论；那么，我们对于当时文艺上的进步力量的一概排斥，就是公然进行，无所顾忌”、“我们互相标榜，自吹自擂，到了肉麻的程度”、“我们当时的宗派主义，使我们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惟恐不及”、“当时我们自己明明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小集团活动，发展着那样恶劣的宗派主义，我们却反过来咬定，除了我们之外，别人都是宗派主义”几个方面展开。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浓缩提炼，《材料》正文中的四个小标题也就并不特别惊世骇俗了：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为了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论点上既然一脉相承，在论据的使用上前后文章当然也应该有一个承接关系。《公开信》其实也是检举揭发，只不过所使用的秘密材料的范围限于“私下口头谈论”，而不像《材料》所披露的那样白纸黑字可以复按，但是《公开信》里面显而易见已经出现了一些在圈外读者看来需要更确凿的证据的严重的说法，比如“我们一贯在谈论中，竭力把几位文艺上的领导同志，描写成度量偏狭、城府深隐、成天盘算个人势力的模样”、“我们对于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评，那种嘲笑辱骂的态度，有时简直近于对待敌人”等。与《材料》对照起来看，《公开信》中的这些严重的说法所起到的其实是伏笔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材料》的来历，舒芜先生后来虽然反复强调过成文过程中的外在因素，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否认过以私人信件为依据撰写批评文章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观抉择。无论在他对前来组稿的编辑主动提出“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之前、之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引用私人通信，甚至在这篇作为《材料》初稿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成稿之前，都没有任何人设想过他会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舒芜先生回忆说，《材料》是根据林默涵“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胡风原信、按他的要求分类摘编并加注解的，其中四个小标题几乎一字不改地来自于林默涵。这个说法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如果舒芜先生是想借此说明《材料》中表述的立场观点完全是别人强加于他，并无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在里面的话，那恐怕不足以服人。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同一篇回忆的下文，舒芜先生进一步说过：“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了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45〕
既然只是“简略地记下……指示要点”，发挥的余地自然很大。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提供的旧时日记，他在“思想斗争很是艰苦”的情形下写出第一篇《向错误告别》的万字长文，也不过花费了大约三天时间而已〔46〕，一篇“领导出思想、定调子、划重点”的材料摘编，又何至于要耗费他“两天两夜”的时间？如果舒芜先生关于“两天两夜”的回忆是真实的，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里，舒芜先生再一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文字表现欲。
我的这个判断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这些根据迭经胡风遗族梅志先生和晓风女士反复指证，可谓铁证如山，只是不知道捍卫舒芜的勇士们为何从来不看见。我知道，生而为人，人是难免有他的毛病的，其中之一就是往往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既如此，我这里就只能再次饶舌，诚恳敦请先生们去看看这如山铁证：具见《胡风全集》第九卷《书信》，其中完整包括了《材料》中取自二十九封信件的全部三十四则摘引（33则见于《致舒芜》，1则见于《致路翎》），并且摘引部分已在原信中以黑体字标出，结合《全集》的编者注，可以清楚全面地了解舒芜先生在那“两天两夜”的时间里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创造性劳动。
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材料》发表后曾引起许多人愤怒的关于闻一多的那一则。其中说：“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这一则列为第十三，放在第二部分“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有一段总结陈述，文曰：“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表面上虚伪地站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实际上，对这个文学队伍却十分仇视和鄙视。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等等，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加以侮蔑，把他的进步也骂为‘投机’。”
在总结陈述中特别点出闻一多，说明舒芜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这条材料的分量。闻一多是谁，大家当然是不陌生的，作为一位民主斗士，他当然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不单只是一位民主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又不单只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之后，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公开赞扬的民主斗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教导我们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47〕胡风居然连这样的伟人都敢骂，可见其人心肠之黑、面目之可憎。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材料所能发挥的效用显然是震撼性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伟大领袖的号召言犹在耳，他们不会像学问家那样去仔细考辨其中的细节，比如胡风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1944）、闻一多被害（“成仁”）是在什么时候（1946）、伟大领袖发出学习的号召又是什么时候（1949），更何况材料中既然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对闻一多先生的“进步”的辱骂，当然也就更加不会有人去关心胡风到底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了，他们能够从这里获得的印象，只能是胡风的“不像话”，所谓人神共愤、天理难容。“胡风案”爆发出来之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舆论几乎完全一边倒，显然是与类似材料的高度刺激性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条材料到底是怎样得来的呢？应该指出的是，舒芜先生在这里并没有断章取义，也没有像在其它段子上那样针对内容加出格外的注解，即是说，没有做出故意的曲解，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舒芜先生在这里就“尊重事实”了，相反，他是以另外的方式歪曲了事实：他隐瞒了真相。所引出的文字本身是胡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舒芜信中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内容与全信所谈毫无关系，如果全信完整地摆出来，相信谁都可以看出，胡风所以会在信的末尾没头没尾地说上这么一小段，肯定是作为对对方来信的一个回应，客气一下，附和一下，并不十分当真的。这后面一点我们从引文本身也可以体会得出来。“当然”云云，是没有兴趣的口吻；“这里还有”云云，是说相比起来更重要的都没有谈，这个就更不值一谈了。但是要体味出这些，还是得以全信为基础。舒芜先生当初如果真有实事求是之心，在无法公开全信而又不能不作这样的摘引的情形下，最低限度也应该对这一段文字有所说明，至于究竟怎么说明法，这或者才是真正需要发挥舒芜先生的聪明才智的地方。总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其实这“恶攻”闻一多一节，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舒芜先生自己。根据《胡风全集》的注释，胡风信中的这段话，“系由舒芜十一月二十三日来信中认为闻一多最近的表现为‘投机’而引起。”〔48〕而在这一部分的总结陈述中出现过的“蛆虫”和“市侩”两个字眼，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前者原是针对国民党特务而发的，后者只是胡风文艺评论中一个常见的修饰词，用来指称那些他认为不真诚、投机性的人和事。至于说“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那只能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别的不说，“七月派”中哪一个不是“进步作家”？
我要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材料》中放在第四部分的第三三则摘引，摘自胡风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信，摘录的目的，是要证明“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看到“主观在运行”、“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样的短语，有心的读者可能立刻就会意识到，这正是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谈到过的他自己当年在学习过伟大领袖的光辉文献《论联合政府》之后的得意之笔〔49〕，发明权也应该归于他自己的，这里怎么又慷慨地奉赠给胡风了呢？细读《材料》中引用的胡风文字，我们明白了，原来在这里面，胡风在表扬舒芜“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是“把认识化成了实感”的同时，还“批判”了“主观、中庸二文（指《论主观》《论中庸》）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而“权威”和“有的老实人”之所以觉得这两篇文章“有点异样”亦即对之提出批评，也“未非不是由于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舒芜先生这样的文章作得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才仅仅是“摘录材料”而已。然而，通过摘录，舒芜先生达到了某些洋洋数万言的长篇大论恐怕也难以达到的目的，即，不仅打击敌人（是的，敌人），更要维护自己。他要通过那两天两夜的劳动向全国人民宣告：你们看，面目可憎的胡风不是对我过去的重要作品不满意吗？什么叫“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这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至于说“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那也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和污蔑。作为与胡风维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的人物，他不可能不知道胡风所反对的只是“市侩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本身；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出于怎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等令人不齿的行为来？舒芜先生也许会辩护说，上举两个段落都是林默涵特别标记出来的，他甚至还可能为此拿出实物证据，但我觉得，这样的辩护根本不足以说明他的无辜。原因无它，正如包括舒芜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当事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伟大领袖正式介入此事之前，围绕着胡风们的政治形势远远不像后来那样严酷，他们虽然逐渐失去了公开的发言权，但至少还享有口头上的言论自由，即可以为自己申诉、辩诬。舒芜先生此时但凡还怀有任何对胡风的顾惜和姑息之心的话，遇到林默涵的要求，他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保留和拒绝，林默涵即使不高兴，也并不能拿他怎么样。请记住，所有当事人一致指陈，此时没有任何人要置胡风们于死地，也就是说，一直到舒芜先生完成其两天两夜的特殊劳动为止，事情都还走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的路线上，尽管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那么，是不是舒芜先生心理特别阴暗，一定要借机置胡风于死地而后快？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倾向于这样认为，但如我们所知，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为舒芜先生自己所接受，我甚至觉得，促使他下定决心撰写《后序》的最主要的动力，可能正是要尽最大努力拒绝这样的历史认识。在舒芜先生的自述中，他尽其所能地表达了自己的最大真诚，承担了自己所愿意承担的最大责任，包括自己文字上的诛心之论的“残酷”，但与此同时，他坚决维护了自己人格上的清白，他所能够接受的关于自己在胡风事件上的责任的结论似乎是：由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犯下了巨大的罪过。
这里面存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我认为，如果在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结论中再加上本文上节所论的个人性因素，可能会成为一个接近完美的结论。怎么说呢？让我先说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部分。
与胡风相比，舒芜毫无疑问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常识和高度的政治敏感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很多。比如上引“大的主观在运行”之说，从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中就可以感受到“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就足以说明问题。又比如《后序》中述及的他自己与胡风在是否需要“联络人”、“争取人”，亦即他们是否在“孤独作战”的认知问题上的分歧〔50〕，事实上正是政治上的统战头脑与文艺上的坚持主见之间的认知冲突。胡风关心的完全是自己的文艺立场，对于事实上的政治同盟毫不在意或很少考虑，这也是导致他长期与左翼盟友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舒芜因为不懂文艺，在“胡风理路”上进入很浅，对文艺是非介入不深，最初接近胡风，是把他认作一位“（左翼）大人物”而接近的，因而当然会更多地从政治大局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胡风思想和理论，这就使得他成为胡风“集团”中的一个异数。胡风曾经说过舒芜“不懂文艺”，而这样的人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中堪称仅有，因为别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青年”。胡风所以会欣赏他，爱才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他所带来的文艺以外的思想风范对胡风无疑是一个吸引。对胡风来说，舒芜是一个崭新类型的文艺青年。胡风对舒芜言论话题的不熟悉，对其理论成果的难置可否，可以从他们之间当时的通信中和胡风后来的回忆中找到大量的例证。而在舒芜这一面，他所以会对于胡风在周恩来、茅盾等人面前表示“发表《论主观》是为了引起批判”长期耿耿于怀，并发而为“两面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出发点的不同和看问题的基本角度、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舒芜后来终于认同左翼文艺界对胡风和他自己的批判，并且尤其在“宗派主义”这一点上深有心得，思想根子乃在这里。
“三十万言书”中有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胡风舒芜在政治敏感性上的差异。其一充分证明了胡风对“革命政治”的无知。周扬指控他的思想与“社会民主党”接近，是“反对派”，对此，胡风的反应是：“我听了周扬同志等的这个裁判的时候，莫名其妙，连考虑那含义也无从着手，只好放开不管。”〔51〕他真的是不懂。事后的发展证明，如果他懂得这一指控的真实含义，及早对对手的这一陷他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的企图加以防范和应对的话，则至少会使得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灾难来临时心理准备更充分一些。
另一个细节正是关于舒芜先生的。在一九五二年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期间，应舒芜的要求，胡风与他见面，做了最后的一次谈话。关于谈话情况，胡风写道：
谈了几小时，完全是听他谈；我记着笔记。他还告诉了我几件党内情况，其中有关于毛主席的。最后，他说要说的意见说完了，但提了一个问题。我在一篇纪念高尔基的文章里提到拉狄克（《剑、文艺、人民》三六至三九页），说当时看到他在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的报告虽然感到不满意，但还觉得是：“虽然粗糙，没有真的追求力，但我们也以为他是尽了一个政治家所有的力气的。”舒芜说他不懂这意思。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要我回答。我知道他是暗示我：你断定了政治家不懂文艺，你看不起政治家，你是反抗党的领导的，当心我要把这揭发出来！他当然也知道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52〕